上周的联合国大会公布了一项新的计划，成员国接收难民的人数将翻倍，援助规模也将扩大。但是在政要们对这项不置可否的方案高谈阔论时，联合国首位创意总监佳加博·奥罗拉（Gabo Arora）正在默默向代表们介绍着一种新的媒介技术，而这项技术，正在悄然改变着这个已有71年悠久历史的国际组织做决定的方式。
当我在联合国大会首日探访奥罗拉团队时，他们正在联合国总部富丽堂皇的大厅一角，向各方代表介绍虚拟现实 （VR） 眼镜。来自全世界的代表 - 荷兰，尼日利亚，约旦 – 都装上了一个名叫 UNVR 的手机程序。在人群后方有一个全尺寸双向视频聊天屏幕，奥罗拉称之为 “传送门” – 这是由 Shared Studios 研发维护的30块屏幕之一 – 这块屏幕让人们可以和难民直接进行实时对话。
为了能感受在场代表们观后心情，我分别体验了两个设备。通过 “传送门” ，一位名叫穆斯塔法（Mustafa）的伊拉克少年给我展示了一段他上周跟一个布鲁克林嘻哈团体学到的舞蹈。然后通过 VR 眼镜我观看了 “湖面之上”（Beyond the Lake）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名叫做纳西米娜·发内斯（Nahimana Fainesi）的母亲被迫从布隆迪内战中逃离，她的孩子和姑妈躲在一起。尽管她历尽千辛万苦逃到了刚果共和国的难民营，但她从未停止对孩子的思念以及对重聚的渴望。奥罗拉的助手告诉我，很多人摘掉 虚拟现实眼镜时都眼含热泪。
奥罗拉称自己是一个 “失败的电影制作人”，出身于90年代的纽约东村，相比艺术方面，他在社会活动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的倡导宣传工作进入联合国，但是在2014年结识 Within 公司创始人克里斯·米尔克（Chris Milk）后就迷上了虚拟现实。他们联合制作了《锡德拉湾上的云》 （Clouds Over Sidra），并在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放映。2016年的代表大会让奥罗拉第一次进入了联合国总部，这是他应得的机会。
在短短两年内，奥罗拉倡导的 VR 技术被证明是联合国的一项有力工具。事实证明慈善机构通过与 VR 的结合可以筹集大量资金。影片 “The Source” （源头）在大都会博物馆的一次宴会中上映后，慈善水资源基金会 Charity： Water 在去年总共筹集到了两百四十万美元。通过《锡德拉湾上的云》的放映，UNICEF 的街头捐款率也翻了一倍。2015年3月，在科威特举行的联合国人道主义认捐大会筹集到了38亿美元，这是秘书长潘基文预估数字的几乎两倍。
《锡德拉湾上的云》拍摄幕后。由UNICEF约旦提供，Toby Fricker 拍摄毫无疑问，VR 对于联合国这样依靠捐赠的组织非常有用。尽管一些技术人士可能觉得 VR 只是一部博取同情的机器。一项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表明这种描述其实是较为准确的。研究者在虚拟交互实验室中对谈判中某一方让步的几率进行了研究，其中覆盖842名参与对象，“对于对方的观点有过切身体验的一方会对双方关系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并且会做出较大的妥协。” 宣传手册，YouTube 视频，以及真实的数字统计 – 证据表明 – 在筹款集资时都不如 VR 有效。
奥罗拉当前的项目想要把这股力量注入到政治中。2015年，他和米尔克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展示了《锡德拉湾上的云》。之后在同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他就得到了媒体中心的一个位置向代表介绍 VR 技术。其中有一些人已经在使用这项技术来说服其他成员。
My Mother’s Wing剧照，由UNVR提供虚拟现实最理想的受众就是国际政要，奥罗拉说，因为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被他们自身的势力所影响了。当他们探访难民营的时候，当地官员会做足面子工程，那些难民在面对这些掌控他们命运的大人物面前会变得不知所措。
相反，受访者在虚拟现实的镜头面前的表现则非常自然，伊拉克记者拉旺·萨义德（Rawand Saeed）如是说。我们从眼前的“传送门”设备谈到了制作 VR 电影的理念。“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特别是对于受访者的影响力。我会悄悄把摄像机放在房间里，让受访者在非常放松的情况下与我对话。萨义德说，他最近给位于圣地亚哥的 Akibimi Productions 工作室制作了一部关于伊拉克辛贾尔地区的影片。当被问到是否认为虚拟现实比其他媒介更有效时，他迫不及待地说：“当然了，虚拟现实给一些现有问题带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它展示了人们的真实生活。他们比一般的视频和照片给人带来更强的代入感。” 如果联合国的 UNVR 可以生根发芽，这种电影制作的方式将比新难民计划有更深入的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在科威特大会上观看UNVR的影片，David Gough拍摄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在自己的国家内接收了一百四十万难民 – 比整个欧盟国家加起来还要多 – 向协议的力度发出的质疑。“难民危机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承诺协议，更是后续工作，” 英国卫报报道了他对联合国的这番提醒。联合国人权观察副主任菲利普·波咯皮（Philippe Bolopion）同样认为协议没有有效地解决难民的需求。“文件草案足够解决问题吗？不能，这毫无疑问，”他向纽约时报表示。“但这也并不代表高峰会议是毫无意义的，这正是重新规划的好时机。”
虚拟现实技术在这个规划过程中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尼日利亚外交部长杰菲利·昂叶马（Geoffrey Onyeama）观看了 “My Mother‘s Wing” – 影片讲述了一位加沙的母亲如何面对自己孩子的夭折 – 并表示“全世界的领导人们都应该看一看这个，因为真的很震撼。” 奥罗拉补充道，“奥尼亚马先生看完了整部影片，现在他想用VR来讲述博科圣地给尼日利亚带来的灾难。”
奥罗拉想把联合国变成一个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展示自己生活的地方。他目前正在研发一个使用成本很低的虚拟现实电影制作工具，让所有成员国的艺术家都可以使用。“VR 界的马丁·斯科塞斯可能来自任何地方，甚至乌干达，” 奥罗拉激动地说。如果他的计划成功，UNVR 可以掀起一阵全球虚拟现实电影的风暴，让艺术家们有机会将各自的危机直接呈现给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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