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骏：你看我，一般3年左右的时间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1990年去美国创业了3年，拥有了3家公司，但我觉得再这么做10年、20年，公司也就是这么大规模了。所以我选择去微软。
在微软3年，从工程师一直做到部门经理。我又想，再这么做下去也就是拿一份薪水，过普通人的生活。于是我提出离开微软。后来又接受挑战到上海创业。
在上海，我把微软技术中心从我一个人创业的公司做到一个500人的公司，把一个中国的技术中心变成一个亚洲的技术中心、全球中心，盖茨过来揭牌。全球中心做完后，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挑战性了，我选择到微软中国去做总裁，成为外企在中国第一人。
《新民周刊》：外界一直说你为浮躁的职业经理人做了表率，在微软一口气做了10年，其实这10年分了三个阶段。
唐骏：是的。让我做工程师做10年，我肯定做不下去的。让我做微软中国总裁做10年，我也做不下去。我记得我走的时候，盖茨过来说你还是可以继续做中国区总裁，我给你一些其他的业务做。但我已经失去这方面的激情，为了一个总裁的位置而做总裁，我不是这样的人。
《新民周刊》：有没有想过退休之后做什么？
唐骏：我可能会工作到70岁吧，我把工作当生活，闲不下来。也许业余时间我会到大学去教书，我想把我过去沉淀下来的东西跟年轻人交流。这不是职业发展的追求。
游戏人生
《新民周刊》：从您选择盛大“游戏人生”到现在，感觉能融入其中吗？
唐骏：原来以为这两家公司差异很大，微软毕竟是一个有30年历史的规范化企业，而盛大则是一家年轻的民营企业。刚开始时，觉得前路漫长，一定会有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但没想到一年比我想象的过得更快一些。
《新民周刊》：盛大的家族式管理模式有没有让你感到压力？
唐骏：压力不是来自于内部的，而是外界。毕竟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公司内部的管理机制、商业模式，对我都没有压力。这跟过去在微软不一样。微软在外的压力由盖茨来承担，我的压力更多来源于内部。
《新民周刊》：您在微软和盛大扮演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唐骏：我在微软，总部会有非常好的战略，我更多的是执行。但在盛大，战略是由我们来制定。这是不同的感觉。
《新民周刊》：您一直讲自己不创业，但这个过程跟创业很像，你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公司了。
唐骏：对，无论从工作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利益角度来说，我都是以创业者的心态来工作的。相对来说，盛大管理层就我们几个人，是一个团队。我跟陈天桥的办公室相邻，有什么事直接交流，沟通非常畅通。
从利益角度说，不创业与创业，无非是利益有没有关系的问题。微软给了我股份，但这个股份太小，小得简直不可计数。而盛大给我的股份，这个公司做得好与坏可以直接反映出来，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与我直接相关。
《新民周刊》：去年你说在资本市场做了“学生”，找到感觉了吗？
唐骏：我有一个优势，悟性比较好。无论是打球还是普通乐器，一两次就能上手。在资本市场也是这样。去年这时我进入资本市场，现在对我来说，我已经不再是学生，我了解了整套国际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知道怎么去玩，也看得懂别人怎么玩。
《新民周刊》：您在玩乐器方面有点不求甚解，在资本市场呢，打算成为资本高手吗？
唐骏：我是绝对的“不求甚解”，这是我一个缺点，在资本市场也是这样。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就觉得已经够了，未来我不会成为多大的高手，以后也不可能再怎么提高了。
《新民周刊》：您前段时间不在公司，是否去了微软总部？盛大接下来是否会与微软有进一步的合作？
唐骏：我是去微软了。我来盛大那天就想着和微软合作。未来微软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借用的，比如Xbox这么一个游戏机，现在还没进入中国，我们正在考虑这方面的开发和合作。
《新民周刊》：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合作，你对陈天桥有什么看法或者评价？
唐骏：他是在这个年龄段中，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人，有远见、看问题比较深刻。比陈天桥聪明的人一定很多，但他有超强的商业嗅觉。他也是个具有危机意识的人。一般这样的人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经常自省、进取，这跟盖茨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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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