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中，有一个由5位专业人员组成的医疗团队。

　　他们是：主刀医生陈飞鸿、麻醉师彭会议、医师助手姚保飞、护士鲁梦梦(微博)、耿方方。

　　每一次有活儿时，这个医疗团队便乘飞机或高铁奔赴武汉。半年劳作虽获利不菲，但与入监数年和罚金相比，显然得不偿失。更可惜的是，几人多年打拼，一夜之间付诸东流。

　　家人没因他享福反而跟着受罪

　　2014年8月20日中午，西安北郊一高档住宅小区内，华商报记者敲开了“主刀医生”陈飞鸿的家门。

　　家里的境况有些出人意料。大概是这个高档小区里最寒酸的户型，面积大概60多平方米，家具都已经非常破旧。“他干了些什么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他跟家里说自己加班、开会，经常不回家。”陈妻说这话时表情辛酸又有些悲愤。

　　“整天忙忙碌碌，很少回来，不知道在干什么”

　　陈飞鸿夫妻是1996年结的婚，如今家里家具还是当年结婚置办的。这些年，陈飞鸿的工资到底有多少？陈妻从没有过问。

　　从外省过来跟女儿一起住的陈飞鸿的岳父说：“女婿整天忙忙碌碌，很少回来，不知道在干什么。”夫妻俩关系并不好。去年8月26日，陈妻接到警方电话，说陈飞鸿因为在武汉进行非法肾移植手术被抓，她一度被吓得双腿发软。

　　“我给他妹妹打了电话，告诉她：这是你们家的事，我做不了主。”陈妻说，当年两人是自由恋爱结的婚，感情基础不错。她1992年参加工作，当时工资只有400多元，一大半给陈飞鸿做生活费支持他读研究生。

　　“但时间长了，感情也就变了。另外，他交的朋友也有问题，三教九流都有。”陈妻说。岳父对女婿陈飞鸿的评价则是，“他成天不管家”。

　　陈妻说，他们搬到现在的住房已五六年。这些年，陈飞鸿负责物业费、孩子学费，此外每月再给三四百元生活费。而自己每月只有一千多元工资，需要精打细算，再加上退休的父母再贴补一点，生活才能应付。

　　直到陈飞鸿被警方带走，她才从省医院人员那里知道，丈夫的月收入不是“两三千元”，可能是五六千元。现在看来，陈飞鸿撒了谎，不仅月收入要高得多，还在外边参与非法肾脏移植，短短8个月就赚了二十多万元。

　　陈飞鸿赚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陈妻不知道。“这个家没有跟着他享福，倒是因为他造的孽跟着受了罪。”“他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我不管。”

　　每次手术，陈飞鸿都不以真面目出现

　　案发落网时，陈飞鸿44岁，是陕西省人民医院肾移植科的主治医师。此前他在一家部队医院，后来转业到了省医院。

　　作为一个专业医生，陈飞鸿最初参与此案似乎曾有过犹豫。他接受司法机关讯问时供述：2012年年底，一个叫“许喆”的朋友带着一个叫邓大伟的来西安找他，请他出去做手术，先是说在三甲医院做手术，后来他去武汉看手术地址，发现是租的房建的手术室，当时他没有同意，最后才同意了。他说，作为主刀医师总共在那个手术室做了七八台肾移植手术，负责摘肾和移植。

　　“每次邓大伟给我打电话说有病人做手术，我就要他把病人的术前检查做好，约好时间我再坐高铁或飞机过去。其他人都是邓大伟和小彭联系。我做一台手术分8万元，每次都是给现金。我术前先要看病人资料和体检报告，身体不符合要求决不会做。”

　　每次手术，陈飞鸿都会非常警惕，不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到达现场，手术室消毒、手术器械消毒，药品摆好后，才会让司机去接他。而且进来时就戴着口罩、手术帽、穿着手术服。也很少和其他人交流，以至于和他一起做过多次手术的陕西老乡都不太清楚他的相貌，也不知其真实姓名。他一直自称姓高，另4人都称他“高医生”。

　　母亲曾让他以富平贩婴案为戒

　　陈飞鸿的行为，使陕西省人民医院非常震惊，其官方网站上《2013年陕西省人民医院大事记》文章称，2013年10月8日至18日，全院开展为期10天的安全工作纪律大检查大整顿，吸取陈飞鸿事件教训，加强全院职工的依法执业和医德医风教育。

　　案发后陈飞鸿被省医院开除公职和党籍。省卫生厅于去年11月1日决定吊销陈飞鸿医师执业证书。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度，陕西省有两名医师被吊销执业证：一个是陈飞鸿；另一个就是因富平贩婴案而引起轰动的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医师张淑侠。

　　令人感慨的是，据陈妻介绍，去年7月富平贩婴案发生时，陈母曾和儿子聊起这个案子，叮嘱儿子“做人做事要有底线，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要有医德”。谁也没想到，彼时的陈飞鸿已经深陷非法肾脏移植漩涡。

　　案发后陈飞鸿说，每次做完手术，他都是一个人吃饭、喝酒。做手术时高度紧张，做完后就喝酒放松。他私下跟麻醉师也讲过，实际上都不想做，心里一直很担心。

　　至于赚的钱，他说主要给家里买东西、孩子上学，“还给别人凑钱买了辆车”。

　　陈妻对此很不满。她指着四壁萧然的家，说：看看家里的情况，你就明白了，我真不知道他把钱花到哪儿了？

　　生活远没把他逼到铤而走险的地步

　　“麻醉师”彭会议，1981年出生，陕西大荔县人，典型的农家子弟。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2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

　　走进彭会议所在的村子，街道两侧的两排平房中，彭家的房子显得尤其寒酸，这是一栋有着40年历史的旧宅子。

　　距去年8月彭会议在武汉被抓已整整一年。彭父这一年头发白得特别快。

　　“明明家里总是帮你，你还为钱去犯法”

　　“他违法犯罪，总共才挣了4万块钱，现在请律师打官司加上罚款，家里已经花了8万多。更让我生气的是，他人生从此有了一个抹不掉的污点。”彭父说，彭会议当初上学读的是专科，很有上进心，学习刻苦，接着读了专升本。彭父在滩里包了几十亩地，种棉花，累死累活，勉强把儿子供到大学毕业。

　　参加工作后，彭会议先后应聘就职于数家医院，案发时，他正在蒲城一家医院上班，是一名助理麻醉师。

　　彭会议曾告诉父亲，自己月收入4000多元，媳妇当护士能拿2000元，彭父认为全家月收入6000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再加上他弟兄俩感情很好，有什么难处哥哥总是帮他。比如2012年，彭会议手头缺钱急需1万元，跟哥哥说了，哥哥马上就给了。

　　“他的工资还说得过去，有什么难处家里人都肯帮他，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为了赚钱竟然去做违法的事！”彭父告诉华商报记者：“如果说家里人不管他，生活把他逼得铤而走险，我也无话可说，明明家里总是帮你，你还为了钱去犯法，太令我失望了！”去年八九月间，彭父突然收到了来自武汉警方的一封信，寄来的是儿子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文书，“我当时差点晕过去”。

　　后来，他独自跑了一趟武汉，给儿子请律师。旅馆老板劝他：“不要请律师了。这是犯罪，该怎么判怎么判吧。”彭父自己未尝不赞同这个看法，但觉得儿子出事了，连律师都不请，会让孩子误解他舍不得花钱，将来埋怨父母怎么办，“就算我们尽一份心吧”。

　　案子未审时，家属暂时也不能会见，律师去见了彭会议后，出来告诉彭父：他现在知道后悔了，很后悔！

　　他们卖肾竟然就是为了玩？

　　儿子曾经是父亲的骄傲，但如今带给家人的却是深深的伤痛。彭父认为，是儿子交友不慎，法律意识淡薄，再加上赚钱心切，才会误入歧途。之所以说儿子“交友不慎”，是因为他听说儿子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肾头”邓大伟受邀干活的。

　　但彭会议的交代却显示是主动加入的。彭会议说：2012年11月，他在网上看见“徐哥”(邓大伟)要招聘一名麻醉师，就与其联系。几天后“徐哥”到西安，双方见面后，商定每做一次手术8000元。彭会议说自己当时不知道是要做“非法摘除和移植人体器官”手术，就答应了。“徐哥”还让他找两个护士和一个医师助理，护士2000元，医师助理5000元。彭会议随后联系姚保飞和鲁梦梦、耿方方。这三人都是他以前的同事，他们都同意去做。

　　2014年5月13日，彭会议的父亲、妻子、哥哥都旁听了庭审。彭父第一次看到了主犯邓大伟，不足一米七的身高，样子很老实。主犯陈飞鸿戴着眼镜，12名被告人中，“他最像知识分子”。

　　他还看到了那几个卖过肾的年轻人，本来都是受害人，三四万元就卖掉自己的一枚肾，又被发展成了“中介”或“看护”。

　　他对这几个人有同情也有反感。“做什么工作弄不来一碗饭吃，居然去卖肾！他们卖肾就是为了玩。”他听见法官问其中一个：你为什么卖肾？回答是：“没有工作，要吃饭，上网没钱。”“卖肾的钱，干什么了？”回答是：“上网了，玩了。”

　　彭父还注意到，这些人里有两人是父母离异，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学没有好好上，不想进工厂，也不想进工地”。

　　看着这几个年轻人，彭父觉得震撼又感慨。“他们那么年轻，要是好好上班的话，肯定能顾好自己。就算没有文化，找点力气活、笨活不行吗？”

　　感谢举报者，没让他们犯更大的罪

　　彭会议在法庭上，只远远地和家人交流了一下眼神，就低下头去。彭父心情复杂，也不知道此时的儿子在想些什么。

　　庭审中，他听到儿子说，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他曾感到害怕，想过要退出，但每当这时，邓大伟总是说：我是负责人，就算出了事，我也是主犯，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如果他们态度继续动摇，邓大伟就给涨“工资”，由最初的8000元，最后涨到了2万元。在这种诱惑下，彭会议等人难以抗拒。

　　彭会议被抓时，小孩才1岁半。彭父说，儿子有了前科，服刑期满将来找工作的话，估计再也不能干这一行了。他希望儿子出狱后能够吸取教训，好好做人。

　　但他也庆幸，儿子伙同别人做了多起非法肾脏移植手术，在那么简陋的黑手术室里，居然没有出现大的事故。

　　这位善良的老人甚至有些感谢举报者，“他们早点被查处总比晚查处好，越早发现，越能让他们早点停下来，不至于陷得更深。从这个角度来说，举报人阻止了他们犯更大的罪，应该感谢。”

　　没有医师执业证，一度到工地打工

　　姚保飞是被彭会议叫去参与非法肾脏移植手术的。

　　姚保飞是西安市长安区人。在村民的印象中，姚保飞是个很不错的人，“想不到胆子大的竟然去做黑手术”。

　　58岁的母亲说起姚保飞的事，不由得伤心流泪。姚保飞读的是中专卫校，毕业后在西安市北关一家医院工作过很长时间。他一开始学得是西医，看内科、治个感冒什么的。后来学外科，他没能力动手术，就是医生手术后他帮着缝合一下。

　　因为没拿到医师执业证，工资也就一直维持在1000多元。要租房、还要供孩子上学，日子过得很艰难，30岁的男人，有时候不得不依靠父母补贴。

　　在医院干了多年，难以维持生活，姚保飞后来改了行，曾到工地上打工，一个月2000多元。父母心疼儿子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劝他：好好打工，也能养活这个家。

　　母亲记得，大概2013年春节前，姚保飞曾出去了几天，回来说到湖北玩去了。“他当时肯定是去做手术了，他肯定知道这是违法的，但赚钱心切，经不住诱惑。”

　　案发后姚保飞一直没敢给妻子写信，害怕妻子伤心。一次律师会见，他当着律师的面，给父母写了半张纸：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求父母帮他照顾妻子和孩子。这是姚保飞被抓后和家里唯一的一次交流。

　　姚保飞没有上诉，再有十五六个月就出来了。父亲说等下到劳改农场，就去看他，还有家里人会帮着照顾好媳妇、孩子。

　　她们来自同一乡镇，曾是同事

　　8月12日上午，湖北省首例“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宣判现场，女护士鲁梦梦、耿方方两人一直低着头。这两个来自武功县同一乡镇的80后女孩分别被判刑2年和1年4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和2万元。

　　8月19日，耿家正在盖房，后院拆得尘土飞扬，仍然保留的一件房子里摆着两桌麻将，十来位老人围坐消遣，其乐融融。耿方方的祖父还不知道孙女的情况，帮着找来了耿父。其父听说了记者来访，脸色骤变，一言不发。

　　普集镇一处有100多户居民的小区是鲁梦梦的户籍地。然而无论是小区居住多年的老人，还是同龄的年轻人，甚至居委会人员，都不知道鲁梦梦这个人。据说，小区里曾有一户姓鲁的，已经搬离小区多年。

　　耿方方曾在西安莲湖路一家医院就职，该院副院长说，耿方方在这里工作时“表现还算可以，很听话”。工资也就一两千元。

　　西安市东郊一家职工医院，曾经同时聘用过鲁梦梦、耿方方和彭会议。该医院负责人告诉华商报记者，去年10月初，国庆放假期间，西安市卫生局曾经调查这3个人，叫了五六家医院的院长到局里汇报情况。“我对她们都没印象，回医院查了一下，这3人确实在我们医院工作过，可能是表现一般，最后都没有被留下。”

　　这位年近五旬的医院负责人称，因构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被判刑的这5名医护人员，如果本来有医师执业证的，会被吊销。再出来后，也干不成医生这一行了。他特别为“主刀医生”陈飞鸿感到惋惜。“这个人，技术水平应该是很强的。能到这个水平多不容易，可惜他走错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