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徐志雷再也不必为没钱而忧愁。他在DotA比赛中7年拿下了36个冠军，被誉为“世界DotA第一人”。在战旗打直播每年可以为他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

　　当年22岁的徐志雷面临的仅仅是5万块钱的诱惑。现在，那些新入行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要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利益间作出抉择。潘婕说起，2014年初，LGD领队在网吧遇到19岁的新人屈梓良，“天天在那儿，从早打到晚”，于是推荐给潘婕到俱乐部试训。由老队员带着打，逐渐成为战队主力。

　　在《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前夕，有俱乐部给屈梓良开出50万的签字费。后者开始消极训练，希望“被开除”，以此逃避转会费。“他就天天骂队友，说队友是傻逼。他打训练的时候，只要死一次，就立刻秒退。”潘婕说。

　　潘婕找屈梓良单独聊过一次，出20万让他留下来，遭到拒绝。后来，屈梓良不再回电话和QQ，潘婕只有把材料和比赛录像上交ACE。ACE做出了禁赛一年的处罚，这对职业生涯本就短暂的电竞选手来说，形同毁灭。几天后，屈梓良供出了挖他的ACFUN俱乐部，换得禁赛期减半的宽宥，后者被罚款40万，违规操作者也被取消从业资格。

　　“他们(其他俱乐部老板)请选手大保健、天天出去KTV，刚出来的小孩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被别人这样拖出去教唆一顿就走了。”潘婕说，“成年人面对高额利诱的时候，都会迷失自己，更何况是小孩呢？”

　　LGD俱乐部的训练基地位于上海徐汇区的一栋复式别墅中，行政、媒介、赛事总监、商务运营和经理等40多人为20名选手服务

　　“我们老板不缺钱”

　　大多数电竞选手都曾是抗拒管束的叛逆少年。他们来自小城镇，家境一般，视游戏为理想，天分过人，对学业则不太热衷，高中毕业后放弃学业，误打误撞进入职业电竞圈。他们都一度面临家人“打游戏能当饭吃吗”的拷问，受到父母断绝关系威逼的人也不在少数，直到用“没握过女朋友的手的手”获得成绩和奖金，才赢回自己渴求已久的一切：家人支持，媒体关注，社会认同。

　　这项年轻的体育运动的残酷之处在于，职业寿命仅有5年左右，而从业的黄金年龄与上大学的时间几乎完全重合。如果没能打出成绩，选手未来的人生将举步维艰。

　　凌峰是电竞业的无数匆匆过客之一。2004年，他迷恋上游戏《魔兽争霸3》，高中毕业后加入一支二线俱乐部，拿2000元一个月的薪水，度过了两年平庸的职业生涯。在意识到“这个行业没什么前途”后，他选择退役，读大专夜校，之后卖过女装，在酒吧和KTV做过活动，过寻常人的生活。他当年曾经拿过全国冠军的选手朋友们退役后卖保险、打德州扑克、做手机游戏，抑或转型电竞幕后。

　　2011年起，一大批富二代进入电竞业，他们投资电竞俱乐部，当上老板，给选手开更高的薪水，也催生了更为浮躁的行业气氛。资本的涌入使得俱乐部竞相抬价，选手薪酬水涨船高，工资由两三千元变成一两万，十多万的签字费、转会费开始出现，整个电竞业人心惶惶。“就是你今天打这个比赛，你都不知道打一半以后，这个队还在不在。就连主办方都很头疼，打着打着这个队解散了。”裴乐解释。

　　作为报道这个圈子的媒体人，周奕见证了这个泡沫膨胀的过程，他从业以来听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们老板不缺钱”和“×××是傻逼”。他见过太多抱着宏图大志进入行业的纨绔子弟，起先意气风发，无知无畏，之后折戟沉沙，悄然退出。而大多数俱乐部由于缺乏造血能力，支出全靠老板的个人投资，往往随这些富二代的退出而解体。

　　很难说，这些富二代老板和选手们的心智谁更欠成熟。LGD俱乐部前老板是个1986年出生的澳洲富二代，一次醉酒，他亲自上场代表战队打比赛，被玩家讽刺为“全宇宙最垃圾Carry(即主力)”。2011年，他瞒着全队要将俱乐部卖给一家页游公司，起因仅仅是手下一位选手拒绝陪他打DotA，并且拉黑了他。“生气了他就把战队卖掉，他并不是说他要赚一笔钱，也没有。”潘婕说，“他性格像小孩一样。”

　　这一行最有名的富二代，是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2011年，他成立了iG竞技俱乐部，宣称“强势进入 整合电竞”。刚进这一行时，他给iG开出业内最高工资，亲临许多比赛观战。

　　“他开始更夸张。像WCG冠军3万，他给15万的奖金，我们就活不了了。”裴乐后来劝王思聪说，“你给你队员多少钱，他都不会认为你给得多。”

　　2012年2月，iG联络各大俱乐部成立了反对无序挖角的ACE，借鉴了韩国电竞业的规则：选手擅自离开原俱乐部，会被禁赛；俱乐部擅自挖人，会被处罚。但实际上作用有限。

　　随着比王思聪更愿意投钱的富二代的涌入，电竞选手的薪资一日千里，欲望潜滋暗长，永无餍足。某俱乐部老板用“心寒、手捧刺猬”来形容自己的处境：他给队员开了5万的月薪，队员仍旧无休止地要求涨钱，“你不加我就不打”。

　　收入指数式的暴涨，从徐志雷的经历中可窥一斑：2011年1月，徐志雷被DK挖角时，5万元可称“天价”；同年8月iG建队时，王思聪给徐志雷开出10多万的签字费；今年8月徐志雷宣布退役前，来找他的俱乐部仅签字费就一两百万。

　　“现在iG的人他们就抱怨校长，说校长不给力啊，都不给我们钱了。俱乐部要解散了，做不下去了。”潘婕说，如今iG的工资在业内不再居首，当初豪情万丈的王思聪也越来越少在俱乐部露面。“选手不在乎你工资多少的，他要的是几十万签字费。比如说，你跟他签了两年，他会说当时被骗了，老板让我签两年，今年还不知道给不给我签字费呢。老的选手你别企图引导他了，他们会觉得就是不想给我钱嘛，还跟我逼逼。”

　　唐问一说，现在很多选手“手朝上在打游戏，不是手朝下握着鼠标在打游戏。手朝上就叫讨饭嘛，要钱嘛。这样打游戏，不是在用脑了，用手了”。

　　这股躁动的风气甚至蔓延到韩国。刘星是一名在韩国读大三的中国留学生，也是《电子竞技》杂志的兼职记者。从今年4月起，他已经接了20多单业务，帮斗鱼、YY等直播网站联系韩国知名《英雄联盟》选手来中国打直播，依据选手名气的大小开出月薪，从3万元至百万元不等，最少的数字也要比韩国人的工资高出一半。“我当时和那些退役的选手谈工资，说了这个价格，他们都觉得很惊讶。”刘星说。

　　“韩国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一旦他们了解了这个市场，韩国电子竞技圈可能会有一次大的动荡。”刘星说，这是已经在发生的事情。韩国职业电竞协会刚刚宣布，允许韩国《英雄联盟》选手开通个人线上直播。

　　在韩国，电子竞技及其相关产业链的价值甚至超过汽车，一度成为GDP第三大支柱。韩国政府大力扶持电竞产业，前总统卢武铉曾担任有“电子竞技奥运会”之称的WCG赛事的名誉主席，并请韩国《星际争霸》选手到青瓦台一对一比拼。

　　《电子竞技》主编周奕说，韩国选手通常不太愿意在直播里“让大家多支持他”，原因是“觉得好丢人”，所谓“支持”其实是让粉丝多点击购买他兜售的商品。“但是中国选手，那广告做到太牛逼了，就是点点点，第一天直播感觉就是个职业推销员。点我，订阅我，你看就这么点，来，就这么点，点啊，点。这你没办法，在中国所有东西都是以钱为衡量标准”。

　　等一个大卫·斯特恩式的人物

　　电子竞技是获得中国体育总局认可的第99个运动项目。在周奕眼中，电子竞技应该是“体育”，要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承办比赛。但近年来，游戏厂商相继崛起，纷纷自办赛事。今年以前，最知名的比赛WCG由第三方主办，而现在的最大规模、最高奖金比赛都由出品DotA2、《英雄联盟》的游戏厂商Valve和腾讯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