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可是说是曹操善用兵的佐证了，但曹操能击败比已实力强劲的袁绍，也是受多方面的影响，不能把功劳全算到曹操用兵这一个方面。首先曹操与袁绍在个人的素质上相比，各个方面都要胜了一筹，并不仅用兵比袁绍高明。郭嘉细致地指出曹操有“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之“十胜”，而袁绍则恰好有此“十败”。其次，在官渡之战自始至终，袁绍手下谋士田丰、沮授都看出了曹军的弱点，但袁绍刚愎自用，不权将田丰下狱，还把沮授所统率的军队一分这三，令郭图与淳于琼分领一军，大大削弱了沮授的军事职权。且袁、曹两军在军事实力上的对比，并非如一般人所想像是至弱对至强。除了裴松之在其注引时讲到的几个观点外，再补充两点。官渡之战前，曹操先是收降了张绣，而后又击败了身在徐州的刘备，“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众数万人，……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见《先主传》）。而张绣本人也在官渡之战中“力战有功”；关羽又于白巴击杀袁绍军先锋大将颜良。可见在官渡之战前，曹操在军事实力上实在是大大地“赚”了一笔。在以后几次交战中，曹操的用计虽屡次得逞，但那都只是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中，袁绍并未完全发挥出其兵多粮足的客观优势。《武帝纪》里记载：“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所谓“合战不利”，虽不能完全解释为是打了败仗，但至少也是受到了挫折。“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也就是说曹操虽然在主观上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无法改变自已客观上所处的劣势。甚至曹操还有过还许的念头，如果不是荀文若来信劝告曹操，说明官渡之战如同项刘争霸一样，“先退者势屈”（见《荀文若传》），官渡之战很可能就是以曹操的惨淡结局所收场的。但曹操的运气确实是好！就在这“用奇之时”，袁绍的谋士许攸由于贪财被责的原因，而改投了曹操，并把“偷袭乌巢”的计策献于了曹操，终于成就了曹操的“一世英明”。若仔细算来，曹操用兵之高，于其说是其主观原因，不如说其中实有太多的幸运成份在其中了。

　　赤壁之战。赤壁之战的结果恰恰与官渡之战相反。地广兵多的曹操，最后被实力弱小的孙刘联军击败。在赤壁之战之前，曹操开始筹画对荆州用兵。在曹操出征之前，荆州之主刘表过逝，余下两子刘琦、刘综又不和，而握有荆州军权的蔡瑁又是典型的降曹份子。因此仅凭客居荆州的刘备，是挡不住气势汹汹南下而来的曹军。因此荆州方面无法形成对曹军的对抗力量，结果使曹操兵不血刃地夺下了富庶的荆州。但正因为荆州的得来之易，反而滋长了曹操骄傲的情绪。在赤壁之战前，曹操手下的主要谋士程昱和贾诩就曾经对曹操提出过建议，希望曹操在政治上发展荆州战役的声势，恢复荆州经济，阻止孙刘联盟，以荆州之富，以养军队。把荆州做为平定江东的前沿阵地。但这时的曹操满心陶醉在荆州大胜的喜悦之中，程、贾的逆耳之言根本就未加理会。兵家常以孔明不以魏延之计，作为其不善用兵的一大佐证。魏延之计是否当真可行，这在后文会另有交待。但魏延之计即使成功，蜀军直接所得不过一长安，欲得天下，尚需平定陇右，还要走上一段很长的路程。而若从程、贾之言，则可下整个江南。且当时益州刘璋已令张松出使进贡，可以说益州的大门已经为曹操打开一半了。余者不过马超、韩遂、张鲁一干碌碌之辈。两厢比较，即使是同样的决策错误。曹操犯错误的影响要远比诸葛亮犯的要严重，其浪费掉统一中国的机会，也要远比诸葛亮浪费掉的来得珍贵得多。然何以诸葛亮独居此“不善用兵”的帽子，在同样问题上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曹操却无此“荣幸”？却又何独讳操而贬亮者哉？所谓“骄兵必败”。曹操一方面对自己的用兵才能过份自信，另一方面又低估了孙权方面立保江东的决心。他给孙权下了一份战书，虚张声势，希望江东也能不战而下。但在刘备、孙权、诸葛亮、周瑜、鲁肃这班纵横天下的命世大才面前，曹操的这纸逼降书，却适得其反地成为了推动孙刘联盟的“催化剂”。在劝降不成的情况下，又不顾自己“北土未平”、“舍鞍马、仗舟楫”、“马无蒿草”、“不习水土、多生疾病”的各种不利因素，轻率地发动了一次军事大冒进，也就是赤壁之战，最终以惨淡收场，从而葬送了统一全国的最好一次时机。试问当时的曹操，其敏锐的眼光和过人的头脑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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