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它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谋略、多方面的综合社会力间的对比。因此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不单以个人的用兵策略所左右。故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不同的理论。

　　《孙子兵法。始计篇》里讲到：“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这是从一个总体上讲到了影响战争胜负的各个因素。

　　《淮南子》卷15《兵略训》有讲到：“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 拱揖指捴，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淮南子》卷15《兵略训》有讲到：“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奔亡，此用兵之次也。”这是从军事力量角度来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上讲到：“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这是从经济角度来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孟子》卷4《公孙丑章句下》上讲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是从外交多寡及战争的性质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来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因此综上所见，曹操所能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并不全在于他的用兵一方面。曹操之所以能平定北方，必须依靠政治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必须依靠经济上的“屯田”保证军粮供应；必须依靠地形上不能太过恶劣；必须依靠对手的懦弱无能；必须依靠对手的刚愎自用，不纳良策；必须依靠对方内部的自相残杀；必须依靠对方阵营中有降曹份子；必须依靠其智囊团的优秀谋略；最后才要依靠曹操过人的用兵策略，与得策辄行。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又全部归功于曹操一个人身上，把曹操的用兵说得神乎其神，称其为“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见《武帝纪》注引《魏书》）。实在是令人费解之至了？！但如果缺少了上述条件，试问被人称之为大军事家的曹操，还能纵横天下，笑傲江湖吗？

　　按照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即物质第一性，意识为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基础，只有坚持物质决定意识才能坚持唯物主议的基本立场。我们只有在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才能承认意识的能动作用。能动作用无论如何重大，它都是处于第二位的一种反作用，而不能成为决定作用。物质即是各种客观条件，而意识则是用兵者的用兵才能。在实际战争中，如果看不到战争中的各种客观条件，单方面强调用兵才能对战争的胜负直到决定性作用的话，那无疑是一种惟心主义的观点。曹操确为一代用兵大师，他的用兵方法无疑是非常高明的。但一旦缺少了各种有利用曹操方面的客观条件，他的用兵成效显然就要大大折扣。那么作为同样是用兵者的诸葛亮，他又怎能摆脱这个客观规律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诸葛亮。

　　历史赋予诸葛亮的客观条件是非常严酷而苛刻的。

　　从综合国力来看。诸葛亮接手的蜀国，是一个刚刚遭受彝陵惨败，元气大伤的蜀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蜀国。彝陵之战，蜀国丧失了数万东出的精锐部队，丧失了无数的军资器械，丧失了傅彤、程畿、张南、冯习、杜路、刘宁、黄权、马良这样的将领人才，新生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再者，除了彝陵之战，蜀国的其他人才也相继损失。章武二年（222年），蜀国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又相继逝世，使得蜀国的人才危机雪上加霜。除了人才危机以外，南中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处理。在蜀国建立初期，南中越崔夷首领高定率众反叛，军至新道县结果被李严击败。而汉嘉郡太守黄元，听说刘备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起兵反叛。次年三月，黄元又利用诸葛亮赴永安探望刘备的机会，率军火烧了临邛县。最后被蜀军所平。虽然这两次叛乱都被平定，但由于蜀国建立时间不长，“南抚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得到执行。而且蜀国之主刘备又于章武三年病逝。彝陵新败、元气大伤、人才危机、黄元叛乱、南中问题以及新丧国主，这些都是蜀国的内忧。而蜀国的外患，指的孙刘联盟的破裂。前面在分析“隆中对”时已经提到过了。东和孙权在“隆中对”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刘备、诸葛亮只是在荆州完全被夺，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意图完全无法实施的基础上，才愿意和孙吴做彻底决裂的。在彝陵战败后，新生蜀国的国力几近耗竭，而这时与东吴的敌对关系却仍未得以改善。这时的蜀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要面对宿敌曹魏，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孙吴。如果长期与孙吴这样敌对下去，蜀国就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危机，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也就更难得到实现了。所以诸葛亮称他当时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实在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从政治角度来看。由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可以说是三国之中，最有条理的一个国家。在其执政最初二三年时间里，采取闭关息民的方法，立求恢复蜀国元气，随后平定了南中，得用南中地区的富饶，进一步充实了国力，再加上以“严刑峻法”来打击“专权自恣”的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蜀国上下呈现出一片清明、安定的局面。在政治上也是非常优秀的。但是蜀国毕竟建国不久，如果从刘备取得益州开始算起，一直到诸葛亮逝世不过就20年时间。而与曹魏已历三世前后40年的历史相比，显然不如曹魏历史长久。再者，曹操、曹丕、曹睿三人的执政水平也是较高的。做为同样是优秀政治家的曹操，他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是有目共睹的，而其后的魏国政治总体框架也是基本由曹操构建的。曹丕在其执政的六、七年时间里，也相继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措施，如颁布了一些有利或关心庶民的诏令；禁止妇人、宦官、外戚干预政事；选用智谋贤德之士；推行九品官人之法。曹睿则在诸葛亮逝世前，也表现出比较优秀的政治才能。如在善为军计、明察断狱、容人直谏、不杀谏臣等方面，都有过比较杰出的表现。因此，在曹操、曹丕、曹睿前期（指诸葛亮逝世前），魏国的政治情况也是较好的，但曹魏要比蜀汉早建立20年，这20年时间对于一个处于发展中的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曹魏就总体政治局势来看，仍要优于蜀汉，其统治根基也要比蜀汉来得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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