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已经明白，这里说的司马徽他们这种人，就是知识分子他们。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时，有一段精妙言论，对儒者进行了分析，读来是一种艺术欣赏，又可启迪人的思想，这里照引如下：“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

　　君子之儒忠君爱国，首先得考虑国家大事。这是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基本条件，你没有把精力用在谋划国家大事上，而把大好精力用在寻章摘句之上，谈何建功立业。

　　诸葛亮可谓出身低微，敌方蔑称他为“诸葛村夫”，他也自称“山人”。其实躬耕南阳之时，就在努力研究天下大势，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曹操在北方、孙权在江东，基业都已稳定，难与争锋，但西蜀尚是政局薄弱环节，如有英雄占据，便可造成与曹孙鼎足之势。人家诸葛亮想了，其他许多人就没有想，连刘备也没有想，在隆中听诸葛亮一说，茅塞顿开，其实一说出来，并不难理解。

　　你不要以为诸葛亮不会写文章，其实是人家把精力放在谋划大事、建功立业上了，人家要是务于文墨，留下几部什么文集也不会差到哪里，单是一篇《出师表》也不知感动得多少人热泪横流：“读《陈情表》而不落泪，谓之不孝；读《出师表》而不落泪，谓之不忠。”那真是感天动地。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老人家在中国，就是在自己同志的中间地位也不高，第三国际甚至不知道老人家其人，但老人家位卑不敢忘国忧，人家考虑“革命路线”了：中国不能学俄国，中国农民多，应走农村道路，不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工人暴动上，而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人微言轻，没有能力改变全体同志的想法。结果二七大罢工、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失败了，老人家领了一部分人上了井冈山。别人去莫斯科开了六大回来没处立脚，这才认识到老人家的份量：他们都要到井冈山祝老人家也把精力用在谋划大事上了。

　　贾诩一生连一篇类似《出师表》的文章也没留下，但《三国演义》第十八回就是"贾文和料敌决胜"，曹操对马超、韩遂进行离间，这计策就是贾诩定的。为国家统一做出贡献，这胜过一篇好文章吧？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应该反过来，“天下事、国事、家事，事事关心”，这样，历史才有可能选择你，正象刘备选择尚是农民的诸葛亮，《中央九月来信》选择地位并不高的老人家一样。

　　相反，有人就把大好精力用在寻章摘句、数黑论黄、舞文弄墨上了。杨修可谓聪明，什么“一合酥”，什么“阔”等等，小聪明而已，被砍了脑袋，也惹后人笑话。更有“难张温秦宓逞天辩”，看似机灵，其实令人恶心。张温问，天有头否？秦宓说，有，而且说头在西方，因为《诗经》上有“乃眷西顾”。张温又问，天有耳否？秦宓答说有，因为《诗经》上有“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张温又问，天有足否？秦宓说有，因为《诗经》上有“天步艰难。”张温再问，天有姓否？秦宓说有，而且姓刘，因为天子姓刘，以故知之。这二人把大好头颅、聪明脑筋用在此无聊问题上。大帐议兵之所，竟逞此唇舌之辩，真该乱棒打出。

　　不说那么大，一个人若有精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你所在的单位、公司、学校、地方发展动动脑筋也不错，切莫把精力用在价值不大的地方，钻入尼采说的“弯而尖的角”中。

　　孔明智慧：少惹麻烦

　　关羽困在麦城，危在旦夕。廖化十万火急，到上庸向刘封求救。刘封一方面自知兵微将寡，如果去救，可能“同归于颈；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去，“叔父被困，如之奈何？”这时孟达主张不出兵麦城，说服刘封：“将军以关公为叔，恐关公未必以将军为侄也。某闻汉中王初嗣将军之时，关公即不悦。后汉中王登位之后，欲立后嗣，问于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也，问关、张可矣。汉中王遂遣人至荆州问关公，关公以将军乃螟蛉之子，不可僭立，劝汉中王远置将军于上庸山城之地，以杜后患。”

　　不论刘封、孟达、廖化等人此时如何，我们这里注意的一件事是，刘备真诚地向孔明咨询后事，忠心耿耿的孔明竟耍了滑头，不表态，而关羽老实多了，把想法说了出来，其后果大家看到了，孔明一身清闲，而关羽则给自己惹了麻烦，导致杀身之祸。

　　这件事真值得我们认真品味咀嚼了。类似的事例，在《三国演义》里还有一次。那是在更早时候，刘备客居刘表处。一日，刘琦哭拜于刘备面前，说继母蔡氏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怜而救之。刘备说，“此贤侄家事，奈何问我？”本欲不说，可经不起刘琦哀求，但又无计可施。问孔明，孔明也一推了之，“此家事，亮不敢与闻”。连听也不听。没办法，刘备私下给刘琦出主意：明日我让军师回访，你可把他诱到没人处逼他说出办法。第二天，刘琦依计把孔明骗到楼上，并让人抽走梯子，孔明不说也不行，跑也跑不掉，只得出了一个主意，救了刘琦。向刘琦说出此计，实属无奈，但在高楼之上，“出君之口，入琦之耳”，保密很好。

　　这二件事可以得出的经验教训不止一条，从不同方面有不同表现，但最重要的一条是：最好不要介入与己无关的矛盾纠纷，那样会无端给自己惹来麻烦。这看起来很朴素，其实并不简单。我们是有过教训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给中国经济上有不小帮助，派了大量专家，支援中国经济建设，搞了许多项目。后来苏联国内赫氏搞改革，现在看来那次改革大的方面不一定错，但咱转不过劲，坚决不同意赫氏批评斯氏，派出高级代表团去进行争论――不评说了，成事不谏，既往不咎。反正给赫氏气得够呛，我躲还不行吗？不再打交道不行吗？于是……现在看来不花算，这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损失。于是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极其困难。介入赫――斯之争，没必要。1989年中国出现“风波”，苏联总统戈氏恰好到了北京，有人要求戈氏向领导方面施加影响，但戈氏深得孔明智慧，决不对中国政局表态，只按原定议程进行，连面对面听到对方分歧也竟无一字表态。这城府可真深到位了。

　　设计师也深得孔明之道。对国际上许多事少表态，不结盟，不挑头，对人家之间的矛盾，不锋芒毕露地支持谁、反对谁，只要不事关自己国家的利益，只作原则表态，国际上人缘不错，跟谁也能做点儿生意，创造良好环境。这才是大智慧。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应如此，做好自己的份内事，其他的事，特别是有可能涉及人家纠纷的事，要少参与，“慎言语”。有些人“闲不妆，好事，这就惹人不耐烦了。调离一个地方或离开家乡，就不要对那老地方“施加影响”了，那不是表现才干的地方，那是取怨之道。支持了甲，就可能伤害了乙。不表态才可能被双方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