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桓帝、汉灵帝以来，天灾人祸不断，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导致东汉的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建和元年春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永兴元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①；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②，更有著名的“黄巾之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就不计其数了。司隶、豫州、冀州是东汉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方，司隶人口约三百万、豫州人口约六百万，冀州人口约五百七十万，占东汉人口约五千多万的四分之一强③，但仅上述延熙九年的饥荒，司隶、豫州就饿死三四百万，其他原因导致户数的丧失，就更难以计算了。

　　自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虽然镇压了主要的几支黄巾军，但黑山、青兖黄巾等余部尚散布各地，随之而来的是凉州汉羌各族的暴动，又不断对司隶进行袭扰。汉灵帝无力处置，又在几年后病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然而，统治阶层内部在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中两败俱伤，引来了另一个权力的觊觎者董卓。

　　董卓对治理国家无甚才能，但在破坏上却有着惊人的能力。“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收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虚、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

　　在面对关东州郡的联合讨伐下，董卓竟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以至于“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④，到汉献帝入关时，加上迁徙而来的人口三辅户口也不过才数十万，人口户数的丧失，可见一斑。

　　紧接着的军阀混战，更是人口迅速丧失的根源。

　　首先是饥荒，连军队都不能保证粮食供应，老百姓就只有活活饿死了，甚至人吃人。“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⑤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时，“蝗虫起，百姓大饿”、“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曹操也不得不“罢吏兵新募者”以节约粮食⑥。

　　其次是战乱，曹操征徐州，“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⑦。李傕等在关中，“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颈⑧。

　　再次，战争对于作为强壮劳动力的战士的摧残，也到了无所复加的地步。麹义与乌桓、鲜卑“合兵十万”进攻公孙瓒，由于粮食缺乏和战斗损失，在撤退时只有“余众数千人”⑨。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袁绍战败，“余众伪降，曹操尽坑之，前后所杀八万人。”⑩

　　自汉桓帝时开始持续到汉灵帝时长达四十余年的天灾人祸，以及随之而来二十余年的长期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损。以至于曹操拿到冀州的户口簿，发现“可得三十万众”，惊喜的称之为“大州”①，实际上这个户口统计的年份甚是可疑，自董卓之乱直至曹操平定冀州，这段时间冀州长期陷入战乱，毫无可能进行人口统计，这个户口的统计当在汉灵帝末。况且“可得三十万众”，按照壮年男子(从23岁到56岁都在服兵役的年龄之内)与老弱妇孺的比例，整个冀州的人口也已锐减到一百多万，远远低于五十多年前的五百七十万。

　　北方战乱不断，并不代表南方就是世外桃源。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都镇压过反对自己的大规模叛乱；荆州的刘表除了与袁术争夺南阳之外，还镇压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叛乱；而扬州的刘繇被孙策赶到豫章，孙策又马不停蹄的降服诸郡，当相比而言还算战乱最轻的地域。远在绝域的交州，倒是一片繁荣景象。

　　赤壁之战后，荆州经过大规模的战乱，人口迅速减少，经济遭到破坏，所以庞统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②。刘备在平定益州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抵抗不大，所以益州的人口损失和经济损失也不是很大。孙权主要的活动是平定山越，以其“羸者充户，强者补兵”③，以及骚扰淮南，俘虏人口，江东及交州基本上没有战争的创痕。

　　迄于三国初期，人口才有了相关记载。但我所述三国时期户口数，仅是一般民户在国家户籍上登记而见于历史记载的户口数。由于当时有许多人不向国家登记户口，一些特殊身份的人也不编入一般民户的户籍，所以一般来说，国家户籍上的户口数要少于或远远少于实际所有的户口数。但国家的赋役和兵役都是他们承担，对于我下面将要论述的各国兵力是主体与枝叶的关系，所以我并不将脱籍的人口计算在内，只计算国家所能控制的人口。

　　关于曹魏的户口，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户口缺乏记载。在魏明帝时杜恕说“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陈群则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蒋济也说“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三人异口同辞强调人口寡少，即使按照杜恕的说法，东汉时豫州人口约六百万、冀州人口约五百七十万，魏国早期人口并不会达到或者超过这个数字。西晋时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景元四年(263)，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杜佑在《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与此略同，仅口数作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那么魏国的人口应为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关于蜀的户口，史籍中也有前期和后期两个数字。《晋书·地理志》记载：章武元年“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景耀六年蜀国灭亡时的人口，王隐在《蜀记》中记载“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吴的户口，难以考查。《晋书·地理志》说：“孙权赤乌五年，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记载吴国灭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以上两组户口统计数字大致相同，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吴自赤乌五年以后，再没有进行过户口统计工作，所以王濬在灭吴时所得的户口数，仍然是三十八年的统计数字。

　　根据上述数据，魏、蜀、吴三国末期时的总数是户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不包括官吏和军队)。《续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户口数是“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户”，《晋书·地理志》则记载为“户一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三国的户、口数大约相当于东汉最高户、口数的七分之一弱。

　　西晋的户口数，《晋志·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时，“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与前面统计的三国户口总数相比，户多近一百万，口多近八百五十万。由于这时晋刚刚灭掉吴国，所以这些增加的人口主要应是在原魏、蜀境内。魏、蜀的户口是魏灭蜀那年的统计数字，距离太康元年只有十七年。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增加户近一百万、口八百多万，应当归结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西晋初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这有利于人口的自然增殖。

　　其次，推行轻徭薄赋，经济的发展使部分脱籍人口想要稳定，这样就必须重新入籍。

　　在《三国志·陈群传》裴注中记载：“按《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不能居半。”这与《晋书·地理志》所载太康元年的户数相比，两年内西晋的户数激增一百三十多万户，超过太康元年的户数一半有余。这显然不能归因于人口的自然增殖，而是与太康元年开始推行的占田令有直接关系。因为既要在全国范围推行占田制，就必然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户口、财产登记工作，编制新的户籍，脱离户籍的人为了取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就必须得重新向国家登记户口。再，魏晋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很大发展，门阀大族既占有不少合法的荫户，也占有数量更多的非法隐户，如在颁布占田制的前几年，中山王司马陆就曾占有簿籍不挂的隐户和冒牌荫户七百多户。西晋占田令中规定品官荫户的数额为一至十五户，这是比较低的，推行这种荫户制，可以把官员大族拥有的一部分依附农民转变成国家的编户。太康三年国家编户的激增，主要应是这次与推行占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检括户口、整理户籍的结果。太康三年国家有三百七十七万户，如每户平均以五口计，则那时国家控制的人口大约可达到一千八百八十五万人左右④。

　　①《后汉书·桓帝纪》②《后汉书·灵帝纪》③《续汉书·郡国志》④《后汉书·董卓传》⑤《三国志·魏书·太祖纪》注引王沈《魏书》⑥《三国志·魏书·太祖纪》⑦《后汉书·陶谦传》⑧《三国志·魏书·董卓传》⑨《后汉书·公孙瓒传》⑩《后汉书·袁绍传》①《三国志·魏书·崔琰传》②《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③《三国志·吴书·陆逊传》④《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第四章(户籍制度)·第一节(户口数的历史记载)》(白寿彝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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