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曹操，原拟主要写他政治上、军事上的胆识、才略。这在汉末三国时期，确实没有哪个人可跟他相比，包括刘备、孙权在内。反复翻阅史书，觉得光写胆识才略还不能反映曹操其人，如同光骂他“奸雄”不能反映其基本面貌一样。曹操是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长处、短处都十分突出，单写他的某个方面都可能有失偏颇，我们只有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分析评判，也许才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也有助于我们去认识这一类型的政治人物。当然，这里所说的曹操，主要是讲历史上那个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不是讲军事家的曹操与文学家的曹操。

　　既有匡汉之志又存僭越之心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人(今安徽毫县人)。其父曹嵩，是汉桓帝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本姓夏侯，官至太尉。就出身而言，曹操比刘备、孙权要高贵一些，但不是大士族。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曹瞒传》等书记载，曹操年少时机灵而有权谋，不治事业，任侠放荡，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曾为此多次在曹嵩面前提及，曹操深为忧虑，一次跟叔父相遇时故意口眼歪斜装出中风的样子，叔父急告曹嵩，待曹嵩见到曹操时，不见有中风的症状，便问道：叔父说你中风，已好了吗?曹操说：本不曾中风，只因叔父不喜欢我，才这么编排我。其后，曹嵩就不再相信叔父所告，曹操于是越发放纵了。这则小故事生动地描绘了曹操从小的性格特点。

　　曹操的青年时代，正是汉末政治日益腐败之时。作为一名官家子弟，他本想以自己的才能匡扶汉室，做个中兴的功臣。当他20岁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时，就显示出他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刚强性格和不凡的管理才能。当时东汉的都城洛阳，设有东南西北四部，每部设尉一人，负责治安。曹操上任后，修缮城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告示凡犯禁者一律棒杀。汉灵帝有个宠幸的小黄门的叔父夜行犯禁，曹操一样将其棒杀，一时“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朝中宠臣们都把他视作眼中之钉，但又没办法加害他，于是共同推荐他出任顿丘县令，但不久朝廷又征拜他入京作议郎。针对当时阉官专权、贵戚骄横，正直之士遭受陷害的情况，曹操先后两次向汉灵帝上书陈述，灵帝不加采纳，于是他不再进谏。

　　公元184年黄巾农民大起义时，曹操受朝廷指派讨伐起义军，后出任济南相。当时济南下属有十余县，一些长吏依仗贵戚，贪得无厌，无人敢于治理。曹操到任后，一下子奏免了其中八个长吏，引起大小官吏震恐，一郡出现清平。同时，他又严禁促使民穷财尽的立祠陋习，使社会风气大有改变。其后，朝廷又调任他为东郡太守(治所在今河南濮阳)，他没有上任，称病辞归乡里。主要是他不愿趋炎附势，但又生怕由此招致祸患。到汉灵帝末年关西发生叛乱、天下骚动之时，他又接受征召入朝为典军校尉。这期间的上上下下，可以看出他当时虽然对朝政不满，但仍然存有匡汉之志。

　　当外戚为谋诛宦官而引董卓入朝，京都发生宦官残杀外戚的动乱时，董卓表奏曹操为骁骑校尉，想跟他商议朝事，曹操不愿跟董卓同流合污，变易姓名，秘密逃出京师。之后，董卓专权乱政，关中各州郡群起讨卓，共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但各怀异心，按兵不动。曹操对此十分气愤，历数董卓罪状，责问大家既是“举义兵以诛暴乱”，为什么不敢前进?他毅然引兵西上，与董卓将领交战，部队遭受很大损失，自己身中流箭，坐骑并受重伤，差点掉命。而各路诸侯拥兵十万，天天置酒欢宴，仍然不图进龋曹操一面规劝，一面提出兵力部署和进攻方略，都不被采纳，只好转到扬州去募兵。这次举义兵讨董卓，再次说明曹操是有讨贼平乱的正义感和匡扶汉室的志向的。其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汉室的衰微，这种正义感和志向，就逐渐为培植自己势力争王称霸的政治目的所代替，其转折是汉献帝从长安逃回之后。

　　汉灵帝死后董卓入京把持朝政，贪得无厌，残杀成性，引发各路诸侯讨卓，董卓进而焚烧洛阳，大肆劫掠，并挟持新立的汉献帝去长安，随后又发生长安大乱，年轻的汉献帝狼狈逃回洛阳。其时，洛阳已残破不堪。曹操在谋臣荀或等劝说下，断然决定迎接献帝东归，并于建安元年(196年)九月将汉献帝迎接到许昌，以许昌为都城。这是曹操富有战略眼光的重大决策。从此，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这一地位，按当时实力本应由袁绍取得，但袁绍鼠目寸光，不听谋士沮授迎接献帝的建议，拱手让给了曹操。后来他反悔，提出把汉献帝接到他冀州去，但曹操怎么会答应?袁绍后悔已来不及了。

　　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表面上是为匡扶汉室，实际上是看重汉天子这面旗帜。随着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有利地位的取得，曹操势力的发展，汉皇帝日益成为徒有其名的傀儡，汉室与曹操的矛盾日渐加深，从而引发了诛董丞(献帝之舅)、诛伏皇后(献帝之妻)等宫廷事件，而曹操的地位则不断稳固上升。建安十三年(208年)夏六月，被封为丞相；建安十八年(213年)，又封为魏公，开始立祠祭祖有魏国；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又进为魏王，离称帝只差一步了。

　　曹操虽然由丞相到魏公到魏王，集汉室大权于一身，实际凌驾于汉天子之上，但他始终保留了汉王朝在形式上的统治，始终没有公开表露称帝的内心想望。建安十五年(210年)冬修建铜雀台称颂其功德时，他在丞相令中讲到自己当初“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死后在墓道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是其本志。并讲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再表明自己并没有代汉称帝的“不逊之志。”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十二月，孙权向他上书称臣，劝他接受天命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耶!侍中陈群等也劝曹操宜正大位，曹操也没同意。所有这些，都并不表明他没有僭越帝位的念头。事实上，当时汉室已名存实亡，朝廷一切由曹操主宰，曹操也一直想作周文王。他说过“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样的话。之所以没有称帝，主要是当时拥汉士族势力还很强大，加之天下尚未统一。夏侯忄享建议先灭蜀，再服吴，“然后遵舜、禹之轨”，接受禅让，曹操对此是赞同的。

　　曹操的政治抱负由“为国家讨贼立功”到“挟天子以令诸侯”，期望有朝一日当周文王，客观上是由天下大乱的形势造成的。他先期的匡汉是真切的，后期的匡汉只是个招牌，为的是僭越帝位，可始终又披上匡汉的外衣。这是曹操双重政治品格的首要表现。

　　既有暴虐之过又怀仁者之德

　　中国传统的政权观历来有仁政与暴政之分，其分水岭是对待民众的态度，是施惠于民还是肆虐百姓。通常论三国君主，总认为曹操所代表的是暴政，刘备所代表的是仁政，实际上曹操既有暴虐的一面，也有仁厚的一面，不完全是代表暴政。所谓暴政，主要反映在军阀混战时期滥杀无辜方面，而他在平定北方之时的有些政令措施，则很有一些仁政的色彩。

　　曹操滥杀无辜，突出反映为屠杀徐州百姓和官渡之战时坑杀降卒。

　　屠杀徐州百姓，起因是曹嵩的被害。建安元年(196年)董卓之乱时，曹嵩去官返乡，至徐州琅王牙郡(今山东诸城一带)避难。曹嵩是朝廷大官，徐州牧陶谦特派部将张门岂去护卫。当时曹嵩随带有百余辆车子的财物，张门岂见财起心，杀嵩劫财。这件事责任不在陶谦，但曹操为此结怨陶谦，于建安三年(198年)冬引兵大举进攻徐州，为父报仇，先后攻拔十余城，至彭城(今徐州)与陶谦展开决战，陶谦被打败，曹操“屠彭城”坑杀男女数万口，“泗水为之不流”。随后又继续进攻，所过之处皆斩杀一空，乃至“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官渡之战时坑杀降卒，发生在建安五年(200年)袁绍兵败之后。这次战事所坑杀的降卒前后有七万多。曹操自己给汉献帝的奏章里也承认：“凡斩首七万余级。”当时曹军约有二、三万，袁绍军队有十余万，袁军绝大部分被坑杀。曹操在偷袭袁绍粮车时，就曾将一千多降卒一律割下鼻子，向袁军示威。如此残忍地大规模坑杀降卒，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其原因不象屠徐州那样为报私仇，很可能一是怕降卒造反，二是当时粮食奇缺，袁绍运来的粮草已被曹操统统烧掉。除了屠徐州、坑降卒外，建安十二年(207年)远征乌丸三郡时，也发生过“屠柳城”(今辽宁凌源县)的事。

　　曹操的上述残暴行为，都是史书确凿所载。这是千百年来曹操落下骂名的重要原因。它一方面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曹操的残忍。《三国志·魏书·曹仁传》还载，建安十一年(206年)，袁绍外甥高斡在壶关反叛，曹仁随曹操围攻壶关，曹操下令说：“城拔，皆坑之。”这是曹操为人残忍的又一个例子。动不动屠城、坑杀，实际上不可能收到应有效果。当时壶关就连月不下，后来曹仁说：围城应给对方开条生路，现在公开告示城破必死，必然死守，这不是好办法。曹操有所悟，听取曹仁之言，结果城中士兵就投降。

　　曹操一面残杀生灵，一面对当时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出一定的同情。在连年征战之时实施了一些仰制豪强、减轻人民负担的开明措施，在政治上表达出对仁政的响往。

　　面对当时北方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他写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等著名诗句，对当时社会现实作了真实的反映，寄托了他对民众一定的同情。在另外一些诗作里，他表达了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的强烈不满，希望有一个“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人民富足的“太平盛世”，表达出他对仁政的期盼。

　　曹操的这些思想从他的一些政令中也反映出来。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回老家，目睹一片凄凉情景，在其令中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忄妻怆伤怀。”为此，决定给死亡将士家属死绝者对其亲戚授田赐牛，立庙祭祀先人。建安八年(203年)秋，下令说：自动乱以来，“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亡。”因命郡国修建学校，兴办教学。赤壁之战后第二年，又下令对死亡吏士家属予以抚恤，说自举义兵以来，军士出征频繁，或疫死、战死，“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己也。”

　　正是由于对人民的苦难有一定的同情心理，中原平定后，他下令对河北百姓免除当年租赋，采取抑强扶弱措施抑制豪强，扶助弱民，禁止民间报私仇，禁止厚葬，皆一一立法。鉴于当时军粮匮乏，他最先让军队屯田开荒，在三国时代首创屯田制，并在自己的魏都邺县(今河北临漳县)“亲耕藉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北方发生疫病，第二年，曹操下令：男女吏民凡女年七十以上无夫无子者，十二岁以下无父母兄弟者，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其终身生活均由公家供给；幼童到十二岁止家贫无力抚养的，由公家按人贷给粮食。

　　曹操还提倡节俭，规定衣饰不得华丽，官吏们一时以穿破旧衣服为时尚；规定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一律都葬于高处瘠薄之地，不得大搞陵园，并从简改革送终制。他自己以身作则，送终衣服只备四箱，平时“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暖，无有缘饰。”曹植妻子衣着较为华丽，被曹操看见了，以违反家规赐死。

　　曹操的这些举措，其基本出发点固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毕竟反映了他为政以德的一面。

　　既有宽容之量又患多疑之病

　　在待人处事特别是在用人方面，曹操也表现出他政治上的双重品格。一方面，他不念旧恶、不计私仇，用人待人十分宽容，豁达大度；另一方面，又猜忌多疑，心胸狭窄，常常翻脸不认人，令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

　　在不念旧恶、器量广大方面，他对陈琳、张绣这样骂他祖宗、杀他儿子的人也一样任用。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董卓之乱后由京师避难冀州，为袁绍起草文稿，曾写檄书历数曹操罪行，骂及曹家祖宗三代。袁绍兵败后，陈琳为曹操所有，曹操说：你当初为袁绍写文稿，只讲我的罪状也就算了，为何涉及到我父亲、祖父?陈琳谢罪，曹操爱其才而不予追究，任用他为文书。张绣原是董卓部将张济的侄子，很会打仗，张济死后张绣接掌军权，引兵至南阳，投降曹操，因曹操纳张济之妻，张绣率众反叛，突然围攻曹操住所，曹操仓忙之间逃生，中箭受伤，差点掉命，长子曹昂因将坐骑让给曹操而遇难。后来，张绣在贾诩的劝说下率兵归降曹操，曹操十分高兴，不计杀子之仇。

　　为了广揽人才，曹操对归降将士都不咎既往，量才使用，对部下的过错有时也能原谅。官渡之战时，曹操部下和朝中不少人暗中给袁绍写信通好，袁绍兵败后，这些信件落到曹操手里，写信的人都惶恐不安，曹操将这些信件全部烧掉。他说：当时袁绍强大，连我自身也难保，何况众人乎!

　　曹操一面表现出豁达大度的容人之量，一面对稍有触犯自己的人或认为对自己不利的人又毫不留情，诛杀了一些当时的著名之士。如孔融、杨修、崔琰、娄圭等。杀孔融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合，杀杨修则因为曹植失宠。孔融是建安七子之首，常跟曹操唱反调，曹操不能容忍，在南征荆州之时借故把他杀了。杨修跟曹植的关系密切，曹植失宠、曹丕立为太子后，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以泄漏军情的名义将其收斩。崔琰直言敢谏，很有威望，曹操原先对他很赞赏，后来曹操认为他出言不逊，诽谤自己，将其赐死。娄圭少时就跟曹操有结交，跟随他多年出谋献策，屡次立功，曹操也常叹：“子伯(娄圭字)之计，孤不及也。”后来，只是对人说了句人生在世当自己有所作为，不要羡慕曹操父子，就被杀头。崔琰的同事毛王介，担任选举之职很有成绩，得到曹操的肯定和支持，因为对崔琰之死有所怨言，曹操就大怒，要将他处死，后经大臣们求情，才免于一死，被免黜回家。

　　曹操对触犯他的人肚量之小，还反映在对待荀或这样的大谋士、大功臣上。荀或是曹操的第一谋士，在迎献帝、破袁绍等重大决策中都起了关键作用。他的人品也好，是当时“德行周备、名重天下”，为海内英俊都尊崇的长者。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年)论功行封时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说是“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荀或字)是也。”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认为曹操应进爵为国公，征求荀或意见。荀或认为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由此对荀或十分不满，不再信任，有意冷淡，以致荀或忧郁成病而死。关于荀或之死，还有另外一种记载：荀或病后，曹操赠送给他一提食物，打开一看是个空器，荀或于是饮药而卒。见荀或传中引注的《魏氏春秋》。只因他不赞成曹操进爵为国公，曹操就一点不念前功，给他脸色看，让他活不下去。荀或一死，曹操次年就当上了魏国公。官渡之战时袁绍的谋士许攸投奔曹操后，为打败袁绍立了大功，许攸居功自满，得罪了曹操，也被杀害。

　　曹操政治品格上的双重性，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总起来看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其思想根子则是他所说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是凡个人第一的政治人物，大致都有这种双重人格的特征。作为汉末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有不少方面是应当肯定的，但就其双重性的政治品格来说，无疑是不值得赞扬的，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种双面人的一种警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