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人，他的“唯才是举”、“屯田制”等等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对后世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诗中所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充分体现了其忧国忧民的心情，他开创了古乐府诗的新生。同时，曹操却又是后人诟病最多的人，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戏曲，曹操都是一付野心勃勃、谋朝篡位的奸雄嘴脸。因此，曹操也是千百年来褒贬不一、终难盖棺定论的人物。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等文，试图重塑曹操形象，还一个真实的曹操于人。70年代所谓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曹操又被推崇为大法家、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彻底反对儒家思想的斗士，一时间光芒四射，仿佛曹操一夜间成了人们崇拜的楷模，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曹操又从神坛上跌入了垃圾堆中。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曹操呢？

　　曹操生于东汉末年动荡的社会之中，这种环境为曹操和一大批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曹操镇压过黄巾起义，并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发展，他是汉末军阀混战的参与者。但与其说曹操是军阀混战的参与者，还不如说他是结束混战的有功者，他不断的征伐，统一了北方，使北方社会获得了几十年的相对安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

　　曹操出身于一个世受皇恩、地位显赫但不显贵的家庭，与同时代的枭雄刘备、孙权相比，刘备是一个流氓无产者，而孙权也只是一个小资产者。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头领曹腾的养子，曾官至太尉，位列“三公”，这样的家庭，对曹操的待人、为政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自小就养成了“任侠放荡”、机警而善变的性格，为官后，又不畏权贵，敢做别人所不敢做的事。但这样的家庭，又深为士人所不齿(为此曹操曾被刘备和孙权之流屡次嘲笑)，这样就使曹操在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同时，又产生了某种自卑心理，他可以唯才是举，不遵循陈规陋俗，但又性格多疑，常以谲诈之心度人，时有“小人得志”的某些表现。

　　曹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曾说“孤始举孝廉，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及至身为宰相，自谓“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以上节自《述志令》)，充分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他重视集权，又“不慕虚名”，这就是他为政的思想。他在经济上抑制兼并，他在河北推行按亩计租、按户收绢的政策，开中国租调制的先河，他的“行屯田以资军食”，长期为后世所效法。

　　曹操是一个世所公认的军事家，这是他自我研习兵法和长期战争实践的结果，他自幼“博览群书，特好兵法”，他御军三十余年，诸家兵法了熟于心，特别是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从而发展了兵法理论，他自己所著的《孟德新书》，据说就是其一生战斗的经验总结。

　　曹操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与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并称“建安七子”，他继承了乐府诗的传统，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开一代诗风。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曹丕说“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典论》)，这都是曹操特有的文风，所谓“建安风骨”，首先是曹操的风骨。

　　曹操的治国方略是霸王道兼之，他的诸多言论和行为，都根基于儒家思想，并以儒家学说勾画自己的蓝图。但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了重法尚法的一面，陈寿说曹操“閴申、商之法要，该韩、白之奇策”(《三国志·武帝纪》)，傅玄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重刑名”(《晋书·傅玄传》)，所以后人竟以此臆断，把曹操列为崇法尚法的典型，但无论曹操在为政上采取什么政策，他都没有脱离一样东西——即曹操所说的“先王之道”，这就是儒家思想。

　　曹操做事善谋，但为人谲诈，多疑、嗜杀，他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利已主义信条贯穿了其一生。他动辄数万、数十万的杀人，却又时而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甚至对杀了自己儿子的张绣也能重用，却又睚眦必报，对痛骂他的名士弥衡设计借黄祖之手杀之，他能够借别人的人头来缓解军士对自己克扣军粮的不满，他甚至设下圈套，杀死亲兵来证明“人欲危已，已辄心动”的谎话。这其中追究其原因，政治利益上的考虑当然是最主要的，但这也于他少年时的家庭出身和内心深处的自卑很有关系。

　　总而言之，曹操无论是从其政治、军事和文学上的成就，都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刘备、孙权甚多，而其性格上的残忍、谲诈也不是这两个人所能比拟的。所我们分析曹操的一生，就不能以其一点来代替其面，必须从各个方面客观的对曹操作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