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蜀相治国为民，或是篡位争权，与其争论两种评价，不如认清生平史实。

　　历史事件与人物评价，必有其前因与后果，时间顺序与来龙去脉。因此若要高谈“竖立神像”云云，最好把诸元详列，举凡何人立神、何时所立、何地竖神、历时多久以及众人赞成与反对等等，才能彻底明了。否则空谈不知何人所立何神，以及所产生的何时褒贬，宛如雾中看花，愈看愈花，得出来的结果当然是天马行空，不切边际。既云孔明篡位，最好把孔明何时罢免皇帝、登基称帝的时间找出来；强调孔明夺权，当然应该也能指出孔明夺走何人之权，否则难称孔明“篡位夺权”。

　　依“疑罪从无”原则，没有证据就是不支持犯行。

　　传统虽有儒教之名，却无宗教之实，高举神坛崇拜，反缺史实褒贬。因为儒家本非宗教，若抹黑儒教当成邪教，历代大儒所著古典文献不就全变成宗教书籍。仔细看清是谁“竖立起一座神像”，然后谁又“付出代价”，这个代价还要对得起“整个民族对历史的误会”，误会在何处等等。

　　评价基于事实，没有事实支持的评价，宛如无根浮萍，任人摆布皆可，与其争辩，不如认实。孔明生平从出仕、治国、到用兵，正是一生三大部曲。

　　一定讲得清楚，才能说得明白。

　　(二)出仕

　　“自比管乐”与“不求闻达”非为心口不一的对立词。

　　因为前者乃为志向眼光，后者则为现况事实，一个是所思内心，一个是身处环境，身心当然不同。“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所指孔明自认才学比得上管仲、乐毅，或是说孔明向管仲、乐毅学习等，本是向上看齐的心态。再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所述则为孔明布衣躬耕，并无汲汲向诸侯求官有所闻达。

　　两句若要心口不一，不是说孔明“心向管乐之志”而“躬耕务农之实”不对，就是孔明“务农生活”而“心怀大志”不实。仍细思考，怀才未遇之人不逢富贵，并不意外；或是身处箪瓢屡空，却心有冲霄凌云之志，司空见惯。除非怀志者不能躬耕务农、务农者不能妄想出仕，才有地主的儿子一定得当地主，贫农的儿子一定得当贫农的这种封建思想。

　　虽自比管乐而怀才未遇，故躬耕田亩；又因躬耕苟活，故不求闻达于诸侯。有大志之人，所以才不甘寂莫于农耕；一人农耕，收获有限，不如从事治国辅政，造福更多的人。

　　若是汲汲营营于名利，早在家乡转投陶谦或曹操，或于荆州投刘表，若无刘备三顾，孔明恐怕就得归隐终老。这正为孔明原本无人可依而不求闻达，淡泊名利之初；后逢刘备知遇之恩，因此鼎力相助。此时若反批孔明不肯改事孙权，就有点违反忠诚之忌。因为刘备三顾孔明在先，张昭替孙权拉拢孔明在后，若是孔明先归刘备不久就改节易主，另拜孙权为主，反倒有不忠之讥。而且孔明称孙权器度不大，也是颇有预知的道理，孙权能贤人而不能尽人，举凡周瑜、程普、鲁肃、吕蒙及陆逊皆然，这些江表诸公一生皆无法放开手脚，屡受节制或退用。要是孔明仕事江东，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还镇某地”、“留镇某城”或“还备某处”，寿命短一点的人，可能就未发挥长才郁郁而终；或者是像张昭这种重臣，“在里宅无事”而度过余生，寿命太长也无济于事。

　　“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更是人往高处爬的理想，曹操不曾亲寻访才，孙权还派人录用孔明，只有刘备礼贤下士，因此面对盛情难却的要约，必有前途，正是从各种最有希望之中的最有利之抉择。曹操既不求人，孔明若投靠只是自行倒贴，但未必受欢迎；孙权用人只凭关系或介绍，孔明若不想依靠门路，毋须同流合污；刘备三顾茅芦，诚心用人，将来必有可为。孔明出仕，并不违反当初“不求闻达”的初衷，有大志之人，岂有一辈子默默无闻的道理。况且刘备的求才诚意感动孔明，得名主而共成大事，同秉复兴汉室大业，故“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因此孔明虽曾一度“不求闻达”但基于传统“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实为执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怀才不遇并非“心口不一”，“绕树三匝，无树可依”时不必勉强委曲求全，得逢名主是以己达而达人。

　　再来是向刘备及刘禅夺权篡位之疑，但查刘备及刘禅未对孔明传位，孔明亦未称帝，因此篡位之诬，着无庸议。又如夺权法正、许靖、孙干、简雍、廖立、彭羡及李严等人之职，更不消多云，孔明丞相之位不由继位而来，前述蜀臣存亡与否，孔明仍能以相位领导百官。

　　(三)严法治蜀

　　法家原出诸儒，著名的李斯及韩非皆出身于儒家荀子之门，在汉儒“以经解法”及“以经代法”的形态，儒经在秦汉本来就是执行法律的精神。因此以儒执法才符合传统，这里的“经”指儒家经书，而非法律典籍。

　　若把近代资本主义之法律，即欧陆文艺复兴以后的“法治”当成是唯一法律基础，不但错失自罗马法以来的宗教神权代理及立宪国家化，也误解海洋法系的不成文法，以今非古并不宜。当然对先秦两汉以来，断讼治吏却引经据典的情况，对所谓“法治”更是莫大的讽刺。儒法讲究的“法先王”与“法后王”差别很大，若与“法老王”相比，差别更大，这正是误解而失其意，“差以毫厘，失之千里”的道理。虽以陪审团的人为合议方式判法，但不会有人说不列颠海洋帝国的法律就是人治或非法治，因为法律的精神基于人为而实现伟大，自古皆然。这也是以人实践法治的精神，孔明治蜀正属此类广披法律精神。

　　益州五子共造《蜀科》，即孔明、法正、刘巴、李严及伊籍五人合订法律，是不是孔明专制独断，已经一目了然。又如《五惧》、《六恐》、《七戒》、《八务》等法律，均以明令成文而约束官吏，而不是凭一己的喜恶而陟罚臧否。要人死，就处以犯兽绞死；要人活，虽杀人无罪。或是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等虐暴。这才是典型的人治，而且苛政无法。

　　豪强没有特别于平民，因此没有法律豁免。门阀世族不过是比小康之家多了几口人、家产多了几块田，没有理由被视为精英而不比照平民纳税服役。原先刘璋统治下益州豪强(包括江东士族门阀也一样)，“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这当然要下猛药以行公平，“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故以“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这正是法律上的公开、公平及公正。“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不见于当时的《律》《科》，但却有实际法治的效果，如果这就叫“人治”，为何江东“王与马，共天下”的人治，却没有造成“法治”呢？东吴孙权严刑之酷，可谓厉行峻法苛刑，但东吴反有暴政之称，同样是人治法律，为何蜀汉美其名为法治，而东吴恶其实为暴政呢？曹魏历代修订法律，同样落实执法，曹魏亦有法治之名。魏蜀吴三国同为以人治国，为何魏蜀同享法治之名，吴却有暴政之恶呢？区别不在以人而为，而在法治之精神。

　　因为“以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此类见于儒经之民本，正是造就法治的基。养民牧民，孳生自强不息，胜过掠民捕捉“以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因为竭泽而渔无异于杀鸡取卵，法治之目的在造福人民，而非逼迫人民以实现严刑峻法，这才是严打的精神，目的证明手段正确，而非削足适履本末倒置，法治为民而非逼民守法。

　　李严不被孔明在《出师表》提起，这很正常，如果有读过《出师表》就知道，孔明北伐出师，上表刘禅“亲贤臣而远小人”，因此希望刘禅亲信“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贞良死节之臣”，或是将军向宠“晓畅军事”等，没有必要提起远镇永安的李严，难道刘禅有事还得亲自到永安向李严咨询吗？除非把李严从永安调回成都，刘禅才方便宣召李严进宫，这样孔明就可在《出师表》记上一笔，让刘禅接见李严，不过这样又会有人说是剥夺李严兵权。

　　从“部分如流、趋舍罔置，正方性也”到“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事。”两种评价，真正反复的人是李严本人，而非所称道的孔明前后言辞不一。道理很简单，李严没犯错时，当然获得佳评，李严犯罪时，当然饱受批评，这不是评价前恭后倨而言辞不一，而是当事人的行为判若两人，从无辜到犯罪。

　　从李严、廖立及彭羡等人，犯罪被罚，可说罪有应得。毁谤先帝、阴谋造反、扣粮谎报，并非小罪：按《汉律》毁先帝属“不道”，判罪最重可夷三族；叛逆未遂及造反，亦是诛族连坐之重罪；担误运粮假报军情，属汉律“不敬”，判罪最重可夷三族。孔明未从重量刑，已开仁慈之门。廖立若为孔明政敌，骂骂孔明也就算了，非议到刘备头上，当然找死；彭羡动不动就想造反，古代叛变可是抄灭族的重罪，忠臣能不慎言吗？李严误粮不肯承认，还上旨欺君，下场不死也得被黜。此三人若真犯行无辜，也太不识轻重，要是落在江东校事(即现今之特务)吕壹的手上，早就三家血腥。而且依法判刑，罪有应得。

　　孔明说要严法，实际用法重刑，表里一致。

　　(四)出师陈表

　　孔明用兵南征北伐洋洋洒洒，这里仅就北伐上表讨论。

　　统计字数，不过就是文字出现的次数，不代表全篇意旨。若是“先帝”出现十三次，就是全表具有“老子”的高姿态；那孔明称“臣”出现十五次，不就全表显示“臣属”的卑屈？“宜”与“不宜”才各出现三次，就变成“爸爸教训儿子”，而“陛下”出现七次，是不是又代表“君权至上”呢？

　　“先帝”十三次就叫多，称“臣”十五次不就更多；“宜”与“不宜”合计六次，还不如“陆下”出现七次。十三比十五多还是少？六比七多还是少？简单算术问题数不懂，若因此看成“咄咄怪事”而“终日书空”也不奇怪。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若批评成“霸道的言辞”，或称之“破坏朝廷正常礼仪和官场秩序”，以及“公私不分”等，把原本“执法公正”，把外朝及内朝的大臣公平对待，赏善罚恶，不宜偏私，不可使内外异法等，反变成无限上纲的无穷延伸。汉廷本为中央集权，而非诸番联邦或各国联盟，周室封建的“亲亲”，早被秦朝的“贤贤”取代，因此秦朝两汉的郡县天下，则是地方都得服从中央，而且同律同刑，若有不奉中央正朔，则视为叛逆。孔明建立法制，正是希望“大公无私”的法治精神得以飘扬。若是刘禅宫中不遵国法，若有藏私包庇，枉法贪渎等情事，也不应网开一面。

　　“亲贤臣、远小人”正是全表要旨，本来是很理直气壮的为臣表达忠君爱国之心，但若臆度成篡逆权臣安插亲信以控制皇帝，未免太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或者是借上表昭告群臣，孔明已经控制刘禅之类。事实上出师陈表，读表所见不过皇帝一人，又不是孔明传檄昭告众臣。

　　若是朝中尽是孔明人马，孔明又何需上表表态呢？若是朝中均无孔明人马，孔明上表也无济于事，因为蜀汉诸臣难以接受孔明上表，臣下向君主陈述意见的其中一种文体才叫表，孔明若有僭臣之心，谁敢接受孔明陈表？孔明与李严不过互书，除了皇帝外，还有谁能让丞相孔明陈表呢？既然群臣当时看不到孔明陈表，诸如此类臆度安插亲信控制皇帝的表态，想象力极为丰富。

　　再说孔明此次出师，军屯汉中后，再也没有回来，命丧五丈原，连尸体都没运回成都。

　　从“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把孔明心怀刘备感遇之恩，以复兴汉室为己任，不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篇出师上表要刘禅“亲贤臣、远小人”，孔明以相父今后离开，望君珍重的感情，交代刘禅好自为之，本来字义如此简单。最后追述三顾殊遇，表明北伐本意，反复叮咛刘备察纳雅言，访求治道，既有君臣之义，亦父子之情。因为刘备临终曾托孤孔明，使刘禅视孔明为相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把临终托孤看成骂街之想当老子的臭咒，又是以小人之心而忘却史实，刘备临终托孤遗嘱孔明。

　　若反认为其中必有阴谋，不妨就针对史实与言论作一比较：

　　一、孔明上表说要北伐；实际上也真去北伐，一共有六次大规模用兵。

　　二、孔明建立法治，希望刘禅“亲贤臣，而远小人”；刘禅后来先用蒋琬、后用费袆，几乎悉数任用孔明的用人安排。

　　三、若反说孔明安排亲信，控制刘禅；刘禅仍在成都称帝，倒低有无被挟胁，又被谁挟天子以诸侯，耐人寻味。

　　四、再反说孔明陈表昭告诸臣，文宣掌控；此时李严人尚在永安，彭羡已被诛杀，廖立已被废为平民而徙放汶山郡，均无机会见表，还有何人反对孔明而有机会接受孔明陈表？

　　孔明出师陈表，故长征而去，名符其实；又不是《受禅书》，强逼刘禅下台，或是叫刘禅出师打仗送死，临前出师上表，难道刘禅就因此被此一表所控制？孔明上《出师表》后出发长征，“心口合一”相符，又不是上表拒不出发。

　　事实向来胜于雄辩，没有根据的狡辩，抵不过简单的事实。

　　(五)检讨后语

　　还是看不出来孔明何时被拱上神坛，或立为神像，倒底是孔明生前被神化，还是孔明死后被神化，究竟是谁主导神化？有何任何政治利益或是对人民洗脑之类。因此倒底有没有人要出来“付出代价”，这也很纳闷，而且整个民族还要对历史造成误会等。用不确定的猜疑，凭籍不确定的事据，居然得出斩钉截铁确定的结果，这才奇怪。

　　若说孔明的心口不一，从出仕、法治到出师上表，就会被拱上神坛，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或是敢不敢“正视历史”之类。因为孔明就算“心口不一”，这与“登上神坛”，一点也没关系：任何人不会因为掩盖罪恶，而被封神；不过是就仕、治国、出征陈表的简单史实，也难以评价神化。事实只有一种，评价却纷杂多变，而且远离事实的评价，必然不实。

　　务农而有大志，若当真为“心口不一”，可能是暗示种田的人一辈子都得种田，居然妄想飞黄腾达，好像人不能往高处爬，否则就是“心口不一”。乱世本用重典，因此宣传法治，实际厉行治国，这种言行相符之事实，若此行反称“心口不一”，不知是否暗指实际施法不严，就算从李严、廖立、彭羡被罚，更可看出贯彻严法，难道被杀、被贬、被下放还不够严法吗？法既严，刑必行，表里合一。至于《出师表》有无心口不一，用字数的统计只不过以偏盖全，文章不仅看字，更要看句成文。“亲贤臣、远小人”更是一般性原则，孔明劝谏刘禅任用贤臣，而实际上刘禅用不用贤臣则在于刘禅，就算刘禅大用小人，有违孔明《出师表》的初衷，这也不能怪孔明“心口不一”，盖国之用人，定夺在君，为臣辅佐，仅能建议。皇帝用人根本毋须陈报丞相核准，因此刘禅亲不亲贤臣，近不近小人，完全不是远离皇宫的丞相所能控制。

　　孔明生前的最高职称是“丞相”，不是“神”；孔明死后有没有登基“神坛”，或是摇身变“神”，“或是替天行道，代替月亮惩罚你之类...”，此点含糊；但是批斗孔明甚至要“拉下神坛”，最好先把孔明神化的过程交待清楚，否则都是捕风捉影，一味疑鬼疑神。孔明生平无法自行封神，孔明也无控制后人造神，因此神化孔明与否，与孔明本人无关。

　　因为“心口不一”不是神化的必要条件，而且孔明非以出仕与否、严法松法及出师上表等事就能升格为神。如果诬指“心口不一”与“拉下神坛”之间没有关系，在“心口不一”打转，对“神化”与否并无影响。“心口不一”事宜都搞不清楚，当然“拉下神坛”之类也就说不明白。

　　自己竖立草人，再对草人猛批，不如当初不设草人即可，狂揍草人只不过是推翻当初所立草人不正确。就拿盛传“曹操是女人”来批“性格猜疑”一样：前提为人不论男女，早已与性格无关，女人固然善疑多忌，男人常猜亦很平常；至于曹操男女之辨，更与性格无关，因为是男或女都不能影响性格猜不猜疑；最重要的是谣言没有根据，并无曹操属女的凭据，前提既错在先，推论又错在后，结论当然导错，错上加错只是错错错。

　　同一件事情，一百个人可以有一百种评价，与其周旋于各种评价之间，不如简单返扑归真，端视事实与评价的差距。各种谣言可以没有事实根据，但同一事实却可以产生各种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