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农历正月，袁绍等人的反董同盟传檄天下，申讨董卓；同时，动员了相当多的兵力，向洛阳进军。同盟的构成人员，依照《三国志》的《魏·武帝纪》是：

　　后将军袁术

　　冀州牧韩馥

　　豫州刺史孔(亻由)

　　兖州刺史刘岱

　　渤海郡太守袁绍

　　河内郡太守王匡

　　陈留郡太守张邈

　　广陵郡太守张超

　　东郡太守桥瑁

　　山阳郡太守袁遗

　　济北国国相鲍信

　　他们的兵，分别集合在河内郡的怀县(河南武陟西南)、颖川郡阳翟县(禹县)、酸枣(延津县北)与邺县(临漳之西)。

　　董卓索性杀了少帝，他这时候已经用献帝的名义，任命自己为三公以上的所谓“相国”，成为汉朝历史上萧何以来的第一人。九岁的献帝，是地地道道的傀儡。董卓想下令征召全国之兵，来抵御袁绍、王匡等人；尚书郑泰劝他不可如此。郑泰说：“你所带的凉州汉兵、羌兵、胡兵，是天下最强的兵，任何人也抵挡不了，不必再惊动各地的百姓。百姓们都是怕死的，你倘若把他们召集起来，他们可能为了逃避兵役而‘相聚为非’。”(西汉所行的是征兵制度，东汉却已经有很多年不曾征兵了。)

　　董卓决定：不和袁绍等人计较短长，只留部将徐荣与女婿牛辅对他们监视，自己带了献帝离开洛阳，迁都长安。走的时候，强迫数百万人民扶老携幼一起走；把繁华的洛阳城放火烧光。

　　这个董卓真是越来越荒唐了。对敌人不战而走，等于向天下承认自己既没有能力，又没有勇气，损坏自己的威望。烧掉两百年来的中国第一大城，似乎是实行兵法上的“坚壁清野”，不让袁绍等人取得物资；其实袁绍等人未必能打到洛阳来；而董卓自己倒先损失了这些物资，也激怒了几百万洛阳人民。

　　袁绍等人不仅不能打到洛阳来，而且根本就不敢打。袁绍等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真正的动机只是为了脱离洛阳朝廷而不受拘束，做割据地盘的军阀。

　　真正敢打想打的，只有曹操与孙坚二人。

　　曹操出身孝廉，当过议郎、骑都尉、校尉，还不曾当到刺史、太守、州牧一类的大官。这一次，他在陈留郡募了一些兵来，随着张邈等人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运动，只不过是一名小股东而已，谈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力。

　　他看不惯袁绍等人拥兵十几万而天天“置酒高会”，就单独行动，带了自己的兵与张邈所派遣的一部分由卫兹统帅的兵，开到荥阳县汴河的河岸，与董卓的徐丰打了一仗，被打败。曹操虽则是败了，勇气可嘉。

　　曹操回到酸枣，见袁绍等人，责备他们一顿，说他们不该浪费时间，失掉机会。他建议，分兵三路：一路由袁绍率领，进军黄河北岸的孟津；一路由酸枣诸将共同进军，占领黄河南岸的成皋、敖仓；另一路由袁术率领，由南阳冲进武关，威胁“三辅”。

　　袁绍等人听不进曹操的建议，继续“置酒高会”，待粮食吃完，各方人马陆续散走。而且，大家在一起酒喝多了，喝出许多意见来。桥瑁与刘岱二人由盟友变成敌人，打将起来。桥瑁被刘岱打败，杀死。韩馥与袁绍商量了以后，代皇帝和朝廷任命一位姓王名肱的为新的东郡太守。

　　曹操等不到各方“诸侯”散走，便已去了家乡所在的扬州(安徽与江苏、江西、浙江)募兵；募得一千多人，再到黄河北岸的怀县(他的家乡是沛国的谯县，今日的毫县)。袁绍这时候，也在怀县。

　　有一天，怀县忽然来了三名中央大员：官居执金吾的胡母班(复姓胡母，名班)，官居将作大匠的吴修(将读去声，将作大匠四个字的意思，是主持公家工程的总工程师)，与“越骑校尉”王(王褱)(越骑，不是越人的骑兵，而是擅长超越别人的骑兵)。这三名大员，是奉了董卓的命令，来怀县找袁绍等人谈和的。

　　袁绍不耐烦听他们的一套，吩咐王匡把这三人斩了。

　　袁绍连“两军相交，不斩来使”这一点很普通的规矩都不知道。他的领导才能，真是太有限了。

　　董卓一共派了五位大员。三位既然被杀，其他两位是：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大鸿胪有一点象外交部长，少府象财政部长)。阴修死在袁术之手；韩融由于德望甚高，不曾被害。

　　董卓也给袁绍一点颜色看：派兵进攻屯在河阳的河内郡太守王匡，将王匡打得溃不成军(河阳在河南孟县之西)。

　　袁绍等人感到，对董卓既不能打，又不愿和，那就另外找一个人立为皇帝，组织新的朝廷而自己充当这新朝廷的董卓。

　　他们以为幽州牧刘虞，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就在初平二年正月，派了代表去见刘虞；不料这位刘虞却深明大义，坚决拒绝，骂了代表一顿。他们又派人去，刘虞说：“你们倘若再逼我，我就逃亡，奔向匈奴去。”

　　袁绍也曾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堂兄弟、在南阳当军阀的袁术。袁术说：“我反对董卓，不反对当今皇帝(献帝)。我只想讨伐董卓，不知其他。”

　　袁绍两面碰壁，也就打消了这个拥立刘虞的念头，也不想自己当皇帝。

　　那位会说漂亮话的袁术，不久却存了自己当皇帝的非分之想。

　　董卓，似乎也颇有此意。他当了“相国”还感觉到颇不过瘾，叫献帝任命他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之上”。这很象是为未来的篡位行动铺路。这时候，都城虽则是已经迁到长安了，董卓本人还留在烧毁了的洛阳。董卓不曾来得及篡位，他被孙坚打败。

　　孙坚的故乡，在今日的浙江，他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土匪，很沉着，能在几个土匪抢去他的金银坐地分赃之时，略施小计，便把土匪吓走。这小计是：走到附近的高坡子上，用手向左边招，又向右边招，使得土匪们以为来了官兵，慌忙舍弃了金银而逃。

　　其后，他当了朱儁的司马，跟随朱儁打南阳的黄巾，获胜，他也跟随了张温打羌人，与董卓同过事。再其后，他又以“议郎”的职位，转任长沙郡太守。

　　袁绍号召各地州郡之官，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孙坚很赞成，却没有能够带兵到怀县与酸枣，参加那个以袁绍为领袖的同盟。他与袁绍的堂兄弟、雄踞南阳的袁术，倒颇为接近。

　　袁术的官衔是“后将军”。后将军与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这三位将军的地位相等；比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要低；比所谓“破虏将军”、“荡寇将军”要高；比一切的“校尉”，都更高。

　　袁术于董卓刚刚得势之时，看清了洛阳不可久留，立即带兵占了鲁阳一带。

　　袁术欢迎孙坚由长沙北上，讨董。孙坚来到南阳，第一步逼迫荆州刺史王睿自杀，第二步砍掉南阳太守张咨的头，第三步与袁术“合兵”，把南阳郡的地盘交给袁术，自己继续北上，向洛阳进军。

　　袁术的作风，正如当时有些军阀一样，虽则是公开反对董卓，讨伐董卓，却仍旧对长安的朝廷上表，报告要政，推荐大官。以董卓为实际主任的长安朝廷，有时候也竟然接受军阀的要求或建议；在其他的时候则相应不理。军阀们倒也不在乎朝廷有没有“回文”；只要上一张表，就假定朝廷一定予以批准。

　　袁术感谢孙坚给他南阳，就上了这样一张这样的表，推荐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

　　董卓有没有发表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难考。事实是，孙坚从此便自称为“破虏将军”，也被其他军阀称为“破虏将军”。

　　孙坚把讨伐董卓的事，看得比谁都认真。他带兵离开南阳，向洛阳进军，与董卓的部队颇打了几仗。那袁术却不输送足够的军粮给他。并且，作为反董盟主的袁绍也竟然派了一个周昂，来作所谓豫州刺史。孙坚有理由生气；他回军，赶走这个周昂；也来到南阳，对袁术提出责问。他向袁术说：“董卓杀了你袁家大小几口，不曾杀我孙家一人。我去打董卓，是为公不是为私；若是论私，我可说是为你们袁家报仇，而不是为我自己孙家报仇。怎么你既不出兵，又不出粮？你是希望我战败么？”

　　袁术十分惭愧，答应以后不再马虎，一定源源供应军粮。

　　孙坚获得了可靠的支援，果然于再度进攻董军以后，大胜吕布与胡轸二人。这两位董军大将彼此间颇有意见，也未尝不是孙坚获胜的原因。

　　孙坚一口气冲到洛阳。董卓狼狈撤退，溜去长安，留下朱儁守洛阳，替他董卓“抗木梢”。

　　朱儁却也不是傻瓜；董卓一走，就与反董卓的各地军阀互通声气，而且表示了愿意参加反董的军事行动，所苦的是无兵无粮。徐州刺史陶谦，立刻送朱儁三千兵，别的太守、刺史之流，也纷纷送给朱儁以兵员与军粮。

　　朱儁把自己的“司令部”从洛阳移到中牟，他此后的官衔，是陶谦送给他的“行车骑将军”。行是代理：“代理车骑将军”。陶谦所用的方式，也是上表给长安朝廷，推荐朱儁。

　　朱儁这个人，倒是颇有一点原则的。他在中牟建立了一个反董的军事中心，和董卓的军队交过锋。其后，董卓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被吕布杀死。陶谦与北海国国相孔融及博士郑玄等人写信给朱儁，公推他为“太师”，请他率军西上，到长安去主持政府，愿意供应他半年的军粮与足够的兵。同时，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氾也争取他，拜托了在长安朝廷中担任太尉的周忠，以献帝的名义征召他“入朝”。

　　朱儁权衡轻重，决定冒生命的危险到长安，希望用自己的声望与智慧，维护献帝的安全于李傕、郭氾等等一群小军阀的胡作非为之下。于是他辞谢了陶谦等人的推戴，以慷慨赴义的心情，只身前往长安。

　　到了长安，李傕、郭氾等人请他担任“太仆”。又在初平四年五月，请他代替周忠担任太尉，兼“录尚书事”，总揽一切行政上的事务(实权仍在李、郭等人之手)。

　　朱儁当太尉当到次年(兴平元年)七月，丢官。不久，李、郭二人叫他担任“骠骑将军”，带兵到函谷关以东，镇压关东的大小军阀，朱儁还不曾来得及出发，李傕与郭氾彼此火并起来。朱儁留在长安，降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

　　献帝这时候已经十四岁，略微懂事。献帝叫朱儁与杨彪等若干大员，去郭氾的司令部，劝郭氾不要打李傕。郭氾大怒，认为朱儁、杨彪不去劝李傕，而先来劝他，是偏袒李傕，就把朱儁、杨彪等十几个人，都扣留起来。

　　朱儁受不了如此的委屈，一气，就气死了。

　　以上，为了不能不给朱儁的晚年作一个交代，我只得暂时撇开董卓之死，等到现在才说。

　　董卓早就该死。他之所以能混到初平三年四月，是由于他那种纸老虎的威风，的确叫人害怕。他有当时全中国最强的兵；也做到了掌握年幼的汉献帝及朝廷中文武百官。他而且懂得以“不测之恩威”叫人感激，也叫人发抖。再加上，他从羌人、胡人那里学来的一大套野蛮劲儿，例如割舌头，挖眼睛，砍手砍腿，活煮，都帮助了塑造自己为阎罗王的形象。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得出，象他这样的大独裁者虽不是用军队所能打倒，却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他、消灭他。

　　司徒王允是这“极少数人”之一。他说服了董卓身边的吕布。吕布当时正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董卓待他极好，收了他为养子；也可说是董卓身边最受亲信的人(董卓似乎没有亲生儿子；女婿也只有一个，姓牛名辅)。另一方面，董卓又似乎对他极坏；董卓曾经为了一件小事，拔出所佩带的“手戟”，向吕布摔来，吕布倘若没有武功，躲不开这手戟，当时一定送命。因此之故，吕布的心情，十分地不稳定。

　　使得董卓拔出手戟的那一件小事，正史上没有记载，《后汉书·吕布传》说：董卓在这一件小事发生以后，仍旧很喜欢吕布，叫吕布做卧房附近的侍卫。这位吕布却又和董卓的傅婢(贴身丫环)勾搭上了，那末，董卓拔戟在前，吕布私通傅婢在后。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这件事描写得有声有色，说王允有一个丫环，名叫貂蝉，为了叫这丫环去影响吕布，王允把貂蝉的地位由丫环提升为养女，伪称为“亲生之女”，然后就施行“连环计”：先把吕布请来，许吕布以此女，叫吕布作未来的女婿；然后又把这位小姐送给董卓，作董卓的小老婆，三角的局面，果然安排得十分妥帖，不久，吕布果然就杀了董卓，达到了王允的愿望。

　　其实，貂蝉如有其人，不可能是王允的丫环。

　　貂蝉二字，原为汉朝后宫之内女官的官名(地位比妃嫔低得很多)，不是人名，更不是姓貂名蝉。王允家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丫环。倒是董卓的家中可能有。《后汉书·董卓传》记载了他曾经“奸乱公主，妻略宫人”。

　　吕布所私通的董卓的“傅婢”，是否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吕布终于决定杀董卓，确是由于王允的开导。王允劝吕布不必顾虑什么父子之情，董卓与他至多只是养父、养子或义父、义子的关系，不是亲父子；况且，董卓在向他摔手戟之时，并不曾顾到什么父子之情。

　　董卓被杀，是初平三年四月的某一天，这一天，汉献帝小病初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后汉书·献帝纪》，说这一天是辛巳日)。

　　董卓被杀的地点，是宫城的北掖门。动手杀他的，先是吕布的小同乡、官居骑都尉的并州五原人李肃，李肃仅仅砍伤了董卓的臂膀；却也用力甚猛，使得董卓滚下马车，吕布接着用长矛一刺，就结果了董卓的老命。

　　董卓在滚下马车之时，还不知道吕布已经对他变心，大叫“吕布何在？”吕布取出士孙瑞所写的献帝诏书，说：“有诏，讨贼臣。”(士孙瑞是右扶风人，官居尚书仆射，这尚书仆射之官，到了北周与隋唐之时，才十分重要；在东汉之时还不过是皇帝面前的一种类似文书科副科长的官而已。)

　　董卓一死，宫内宫外的兵士都高呼万岁，许多老百姓跑到街上来唱歌跳舞，也颇有一些人卖了珍珠宝玉与好衣裳，去买酒买肉，大吃一顿的。董卓，的确是坏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他的尸首，被看守的人插了捻子在肚脐眼里，当蜡烛，也居然亮了一夜。袁绍、袁术家的门生故吏，集合起来，把董卓的尸首烧了，烧成灰，散布在街道上，出气，这些话，《三国演义》上有，正史上也有。

　　王允于杀了董卓以后，被献帝加给了“录尚书事”的实权。吕布被封为温侯，任命为“奋威将军，假节，仪同三司”。假节，是姑且准许“持节”；“节”是皇帝所颁给的一种长于西洋人所持有的“权杖”。仪同三司，是仪队及威风，比照司徒、司空、司马，这三个“司”字号的三公级大官(司马这时候已经改称为太尉)。

　　王允以“司徒，录尚书事”的权利，请献帝升御史中丞皇甫嵩为征西将军，派皇甫嵩到长安西南的郿坞，没收董卓屯聚在该处的财货，结果没收了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与堆积如山的衣料、珍宝玩物。住在郿坞的董卓的九十岁母亲，官居左将军、封为(雩阝)侯的弟弟董旻，以及董家的若干口男男女女，都一起被杀。这种一人获罪，全家遭殃的现象，是汉朝法律的一大污点，叫做“族”，又叫做“族诛”。罪大的，不止诛灭一族，会灭三族。董卓所受的处罚，是“夷三族”。

　　当年，宦官张让、赵忠等人，杀了外戚何进，袁绍、袁术等人又杀了全部宦官以后，实实在在是给了董卓一个拨乱反治的机会，而董卓胡搅一顿，造成了函谷关以东诸州、诸郡的割据。现在，董卓既死，这也是给了王允一个新的拨乱反治的机会。可惜，王允的度量不够，虽不是有心胡搅，却把函谷关以西的人民害得很惨。

　　他派吕布去陕县，打董卓的女婿牛辅。牛辅被消灭了，牛辅的部下三个校尉李傕、郭氾、张济，希望王允赦免他们，王允不肯(王允也未尝没有理由。李、郭、张三人曾经在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后，屠杀了他们部队之中的王允同乡——并州人，几百个男男女女)。

　　王允和吕布均是并州人；董卓、李傕、郭氾、张济，都是凉州人。他们之间的仇恨，扩大为两州之间的仇恨，是十分不幸的事，使得王允为中心的长安朝廷失去了重建中国统一的机会，而且也失去了维持“三辅”(渭河流域、关中平原)的治安的机会。

　　李傕等三人，得不到王允的赦免，便索性造反，从陕县杀到长安，董卓的另一部将樊稠，也入了伙。吕布抵挡他们不住，离开长安，去南阳，投奔袁术。王允不肯逃，成了李傕的俘虏，与他家里的十几口人一齐被杀。

　　长安朝廷，靠了几位老臣勉强维持。这几位，是先后担任司徒、太尉、司空，或兼“录尚书事”的赵谦、杨彪、皇甫嵩、马日(石单)、周忠、朱儁。他们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为将军，总算换得了三个月的苟安。

　　在这三个月之中，倒霉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还有黄琬一家。黄琬是司隶校尉，在执行维持京师治安之时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队。

　　李傕自己于九月间兼了司隶校尉；同时，由普通的将军升为仅次于大将军的车骑将军。当时，朝廷中没有大将军；大将军不是常设的官位。

　　李傕而且“开府”，有了自己的机构，以前，只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将军偶尔也有“大将军府”。

　　李傕又获得了“假节”，得到皇帝所“姑且颁给”的“节”(权杖)。这个节，类似明朝以后所谓的“上方宝剑”。

　　郭氾与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只分别取得了后将军与右将军的官阶；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开了府，他们三人的府，与“三公”的府并列，号称“六府”。他们三人“共秉朝政”，渐渐地不把“三公”看在眼里：只用他们自己的私人为大小官吏。

　　再以后，他们竟然把长安京城分为三个“防区”，各管一区，这三个区，没有一个区治理得好；他们三人的兵都毫无纪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隶。

　　张济的力量，比不上他们上人；只作了“镇东将军”，回驻陕县。

　　又过一年，到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对樊稠看不顺眼，于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杀了。他怀疑樊稠与凉州的造反首领韩遂有勾结(韩遂曾经伙同马腾在去年，打到离长安仅有五十里的“长平关”，被李傕叫侄儿李利，帮同郭氾与樊稠，将韩、马二人的军队杀退，樊稠奉令追击，却在阵前与韩遂“骈马笑语”，叙谈凉州家乡的乡情)。

　　此后，长安城内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氾两雄。三雄鼎立之时，势力容易均衡；剩下只有两雄，便难以并立。

　　李傕常常请郭氾去他营中喝酒；每次，郭氾都提心吊胆，怕做了樊稠第二。两人终于兵戎相见，把首善之区长安弄得鸡犬不宁。

　　自从董卓迁都长安，闭关自守以后，函谷关以东的州郡在贸易上早已与关中的“三辅”隔绝。物资缺乏，物价高涨。况且，董卓已经用新铸的小钱，把五铢好钱赶出了市面！人民的困苦，没有李傕、郭氾二人的火并，本来已经够受，加上他们的火并，这困苦真是难以形容。杂粮已高到五十万钱一斛，麦子高到两千万钱一斛。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不是一位喜欢过甚其词的人。他在《董卓传》的里面说，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李傕、郭氾二人打来打去，打到兴平二年，那原有数十万人的长安，破落到“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无复人迹。”

　　李傕把汉献帝从宫里接出来，安置在自己的营盘里，杨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随献帝与伏皇后、宋贵人的车子，也进入李傕的虎口。其后，献帝叫杨彪与司空张喜、大司农朱儁等人去郭氾那里，劝郭氾对李傕和解；这些公卿也被郭氾扣留了不少。

　　献帝的左右，为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李傕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同时，也升郭氾为车骑将军。但没有用，解决不了这两雄不并立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依仗张济。张济从陕县来，劝他们和，也劝他们让献帝与公卿离开关中，东迁到陕县所属的弘农郡(弘农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灵宝县的境内，县城西南若干里)。献帝本人(这时候有了十五岁)，也派人向李傕再三恳求，求了十次。最后，李傕居然答应。

　　兴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献帝与公卿从长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坞营出发，郭氾与董卓的其他旧部杨定、杨奉、董承，都参加了护送的行列。张济也乘此回到他的驻防之地陕县。

　　人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达了新丰。

　　两个月以后，人马走近华阴之时，郭氾忽然后悔，想抢走献帝，杨定与杨奉和他打了一仗，将他打败。

　　郭氾败了以后，回长安，与李傕真正和解起来，而且约好张济，一起对杨奉、杨定动手。

　　十一月庚午日，献帝与公卿的行列，走进弘农郡的东涧，被李、郭二人的联军追上，这一次，杨奉与杨定打不过他们，连累得九卿之中死了四个，又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杰、射声校尉沮儁。

　　杨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条计策：请来山西的大强盗李乐、韩暹，与归化的南匈奴左贤王(这位左贤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乐与韩暹是所谓“白波贼”的首领。白波与黄巾的性质，差不了许多。

　　李傕与郭氾打得了杨奉、杨定，却抵挡不了白波军与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着战胜的机会，赶紧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将献帝与皇后、贵人，及少数的随从渡过黄河，到河东郡安邑住了下来。河东郡太守王邑，与河内郡太守张杨，均对献帝及其随从表示欢迎与拥戴。

　　张杨而且派人去洛阳，把焚毁了的宫殿加以整修，这些宫殿虽则是因陋就简，不值得一看，就当时情形来说，已经是献帝所梦想不到的了(比较大的一座殿，称为“杨安殿”，以表示这是张杨所筑，以安天下的殿)。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献帝由安邑迁回到洛阳。

　　朝廷的大小官员，很少人找得到房子住，而且也谈不上有什么薪水俸禄，雇佣仆人，当然免谈。他们这些可敬的忠贞官吏，只有自己出去找干果、水果、野生的五谷，自己砍树木，捆荒草，背回家去烧饭。

　　而且，他们要被韩暹等人欺负，韩暹此时，已经官居“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假节钺”，不仅“假节”，又假了钺，钺是很大的令人害怕的大斧。

　　张杨与王邑这两位深明大义，具有实力的太守，却又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均回了他们职责所在的郡(河内郡与河东郡)。

　　朝廷之中的一位“卫将军”，不甘心让韩暹长此跋扈下去，就在暗中派人邀请曹操来洛阳“保驾”。

　　曹操这时候(建安元年)已经全凭他自己的作为，崛起于群雄之中，由骑都尉而东郡太守，又由东郡太守而兖州牧。

　　曹操的力量，确是能胜过韩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