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的失败的农民革命之一。
它的人数不为不多,组织不为不强,它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人物之不学无术,既没有对于当前客观环境的正确了解,又没有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与理想政府的构想,更不曾具体或培育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人才。
作为黄巾徒众之大头目的张角,及两位弟弟张宝、张梁,懂得的只是以画符念咒、喷水治病的魔术或催眠术,用来广收信徒,借以推倒汉朝及其政府。汉朝的各级政府,何以会在安、顺、桓、灵诸帝之时坏到那种田地?要用什么样子的政府来替换这东汉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杂税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要用什么措施来铲除当时经济上的病根?这些大问题,不是张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们所能想得出的。
他们,正如其后若干次的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黄巢、李自成等等),只不过是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凭着一时冲动,“为革命而革命”、“先破坏了现状再说”!从开头起,他们便不想睁开眼睛,而只肯闭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动,安得不失败呢?
计划,张角不是没有。他活动了几十年,遣派大弟子八人分头到各地区活动,吸收了三十六万左右的徒众,以一万人为“一方”,有些方超过一万,有些方不到一万。每方,设一个“大帅”。这三十六万人,遍布于十二州之中的八州:位于今日河北省的冀州、幽州,位于今日山东省的青州、兖州,位于今日河南省及湖北盛湖南省的豫州、荆州,位于今日江苏省的扬州。
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边的中常侍封諝与徐奉二人。这二人加入了他的组织,愿作内应。
他预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初五日,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事。徒众一概以头裹黄巾为号。
这起事日期,由于有一个姓唐名周的叛徒向汉朝政府告密,不得不提前在二月某日举行。唐周的告密,使得张角一位负责洛阳地区的大帅马元义被捕,受车裂之刑;也使得宫内宫外有一千多名徒众被捕、被杀。否则,洛阳可能在三月初五日一夜之间被马元义率领的这一支黄巾军占领。
这边,在洛阳的汉朝政府立即行文到各州各郡,尽量捉拿张角及其所有徒众;那一边,张角也十分紧张,在暗中通知各地徒众,同时举动。
举动的一天,张角在他的家乡冀州巨鹿郡,自称“天公将军”,叫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巨鹿郡的郡城,不是今日河北省的巨鹿县,而是在巨鹿县西北很远,今日宁晋县西南的地方,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均说张宝是老二,张梁是老三。司马彪《九州春秋》与袁宏《后汉纪》,以为张宝是老三,张梁是老二)。
张角的黄巾徒众,到处攻村庄,攻市镇,遇到衙门就烧。汉朝的地方官吏敢抵抗他们的很少。原因是:他们人多。不到十天,就“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在南阳响应他的一位黄巾头目,是张曼成。在河北蠡县之南博陵的,是张牛角。张牛角战死以后,由褚飞燕继为头目,褚飞燕改姓名为张燕,不久便把部队增加到一百万人左右。此外,各地的重要分子有李大目、张丈八、陶平汉、雷公、白雀、波才,等等。
洛阳的汉朝政府,派三个中郎将到冀州、豫州,分别讨伐张角及波才等人。派往冀州的,是“北中郎将”卢植。派往豫州的,是“左中郎将”皇甫嵩与“右中郎将”朱儁。
卢植是刘备的老师,也是刘备的小同乡:生长在冀州涿郡。他以极少的兵,对张角的基本武力作战,竟然能把张角围困在今日河北省威县之东二十九里的汉朝广宗县城。灵帝派了一个姓左名丰的宦官来视察,卢植不向左丰送钱,左丰回去报告灵帝,说卢植有力量消灭张角而不肯卖力。灵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卢植逮捕,用槛车(囚笼)押解洛阳,派“东中郎将”董卓来带卢植的兵。
皇甫嵩出生在民风强悍的边地凉州安定郡朝那县(朝那县城的地点,在今日甘肃平凉县的西北)。他的曾祖皇甫裬与叔父皇甫规,均为“度辽将军”,可说是军人世家。他的祖父皇甫旗做过扶风都尉,父亲皇甫节做过雁门太守,他本人被推举为孝廉,做过中央政府郎中(相当于今日的司长),也做过霸陵与临汾的县令,被调回中央做“议郎”(地位在今日的顾问与参议之间),转升为北地郡太守(北地郡包括宁夏的黄河两岸及甘肃的庆阳一带,东汉时的郡治,在灵武县东南)。这样看来,皇甫嵩似乎又是一位标准型的文官。
他留在历史上的令名,是一手平定了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他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位名将。汉朝的读书人,原是文武合一,不曾离开孔子所创下的射御与礼乐书数并重的教育传统。中国到了清朝中叶,仍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几个文人,先后担任统帅。只是到了民国初年,有了保定军校,文武才分了途。
皇甫嵩会同朱儁,把豫州颖川郡的黄巾打平。他于决战之日,用夜袭兼火攻。黄巾徒众本是乡下的种田人,过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白天精神抖擞,到了黑夜就酣睡如泥。皇甫嵩对他们实施夜袭,可说是看准了他们的弱点。皇甫嵩之所以用火攻,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的头目毫无知识,竟然“依草结营”。这河南禹县附近“长社”的一战,皇甫嵩杀了几万名黄巾。大头目波才率领残部逃往阳翟(禹县),被皇甫嵩追击,再度击溃。皇甫嵩附带扫荡了汝南郡与陈国(河南大康县一带),及东郁(山东濮阳县一带)的黄巾。
张角等人在冀州(河北省中部),于卢植被槛车召回以后,打败了卢植的继任人董卓。汉灵帝的朝廷,命令皇甫嵩去。皇甫嵩移兵向北,在广宗与张角的弟弟张梁决战,所用的方法又是夜袭。这一次,不在深夜,而是在凌晨鸡鸣之时,张梁全军覆没,被杀了七万多人,投水而死的黄巾又有五万多人(张角这时候已经病死,皇甫嵩开棺剉尸,割下他的头,送往洛阳)。
张角的另一个弟弟张宝,逃去了“下曲阳”(今日河北省晋县之西)。皇甫嵩指挥巨鹿太守郭典,同往追击,捉住张宝,斩了他的首。据范晔说,十几万黄巾徒众也同时被斩首,合埋在下曲阳的城南,造了一个很高很大的坟(京观)。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会觉得皇甫嵩不该杀人如此之多。汉朝以及迄于清朝的各个朝代的法律,有关“造反”的刑法一向是很严酷的(后来,黄巾在中平五年再起,曹操在青州,即山东北部,打败他们,不杀而加以收编。这是曹操比皇甫嵩高明之处)。
皇甫嵩立了大功,被拜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为槐里侯,食邑八千户。不久,由于在凉州造反的边章与韩遂等人,进兵威胁长安一带的“三辅”之地,朝廷把皇甫嵩从冀州调回迎敌,大宦官(中常侍)张让向他要五千万钱,皇甫嵩不给。张让在灵帝面前,告了皇甫嵩一状,说他打黄巾无功,又浪费了公款。灵帝立刻收回了皇甫嵩的“左车骑将军”的印绶,削减食邑六千户,改封为“都乡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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