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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任天堂远见卓识的前任社长山内溥于9月19日离世，享年85岁。他生前极其注重隐私，鲜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或接受采访。因此，可以宣称自己和他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寥寥无几，而Henk Rogers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名游戏产业的先锋，在1970年代晚期移居日本创建了一家发行公司名为Bullet-Proof Software，并将《俄罗斯方块》带入任天堂。自那时起，他就和山内溥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今他担任The Tetris Company的常务董事。下文为Henk Rogers回忆与山内溥合作的经历。

　　大约是1985年的某一天，我的妻子给我看了一篇日本杂志上的文章，上面提到任天堂的社长山内溥喜欢下围棋。无独有偶，彼时有人送我了一个在Commodore 64上玩的围棋游戏，而C64使用的CPU与任天堂的FC相同，都是6502。

　　我周二给山内溥先生发了一个传真，告诉他我能给FC做一款围棋游戏，希望在周六回美国前能和他见上一面。

　　周三我就收到了回复，山内溥先生约我周四见面。当时任天堂曾经要求那些顶级的游戏公司，包括Square、Enix和我的公司Bullet-Proof Software都不可制作任天堂游戏，但我却有幸得到了他本人的亲自接见。

　　他说：“我不会派给你任何程序员。”

　　“我不需要程序员，”我回道，“有钱就行。”

　　“你要多少？”

　　“三千万日元”我答道，那时相当于三十万美元，是我当时能够想到的最高数字。他伸出手来，隔着桌子与我握手，我们交易就此成立。事情就这么快得办成了，山内溥先生从不拐弯抹角，他向来当机立断，说一不二。

　　九个月后，一切就绪。我在英国找到了C64围棋游戏的程序员并说服他来日本进行这个项目。为了迎合任天堂受众的审美趣味，我们给游戏加上了一个可爱的界面——小忍者挪动围棋棋子。

　　山内溥玩过一次这个游戏——或者我该说他曾让他的下属拿着手柄操作，他指挥下棋玩过这个游戏，他自己本人从没拿过任天堂的游戏手柄。

　　山内溥轻而易举地便击败了游戏AI，并说这个游戏对任天堂来说还不够分量，我再怎么解释我让他的8-bit电脑能玩围棋是多么大的一项创举，他都听不进耳里。

　　最后我问他我是否能让我发行这个游戏。他说：“那我投的钱又怎么算呢？”

　　“我每卖出一个就给你100日元。”这一次，他又与我握手了。于是我就变成了任天堂的发行商。

　　此后，我就常与山内开会。我通常都会把会面时间协调成他当天最后一个行程，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在会以结束后一起下围棋。我们讨论工作时，身边总会有他的属下，不过一旦下起围棋来，屋子就只有我和他单独相处。

　　我或许是整个业界唯一与山内有私交的人，所有任天堂的高管都待我如同海外的贵宾，我享有最惠国待遇，比方说我能够在截止日期后仍旧可以发行游戏的最终版做上一个圣诞档期，我们是好朋友。

　　我和任天堂做了很多生意，一些是和山内溥谈的，一些和任天堂的美国社长荒川实。在日本，我在FC上发行了《俄罗斯方块》，并带给了任天堂植入Game Boy，有些人说是Game Boy成就了俄罗斯方块。我觉得它们相互造就了彼此，而这些生意使我们两家公司成为了永远的最佳伙伴。

　　我与山内最珍贵的回忆之一发生在飞机上，那时我做在经济舱里，正搭乘西北航空飞机去西雅图视察我在雷德蒙德的子公司，眼前通往头等舱的帘布被人撩开，不想来人正是山内溥。我完全不知道他也搭这一班飞机，他向我走近并开玩笑抱怨机上糟糕的服务，他戏言西北航空为西“背”航空，然后我们都笑了。他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1980年代后期的某一天，游戏发行公司Epyx的老板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他计划把他的彩屏手持游戏机卖给世嘉，但犹豫是否应该把它先拿给任天堂看。接了这个电话后，我整整三天没睡，因为要为Epyx和任天堂日本和美国分公司安排会议。

　　Epyx公司团队与我在机场汇合，然后在从大阪机场去任天堂东京办公室的豪华轿车上听了他们技术说明的简报。起先山内溥不愿签署保密协议，Epyx最终妥协并向他展示了硬件，历经30时分钟的解释说明后，他拒绝了这笔交易。

　　我问他原因，他解释道：“价格和电池寿命。”我劝说任天堂可以把机器里所有的芯片都做到一起变成一块或两块，以此来降低成本。我还说任天堂可以选择使用可反复充电的电池。但只要山内溥下定了主意的事，就不会再改变主意。Epyx最终把系统卖给了Atari，后者将其命名为Lynx（Atari Lynx是生产商Atari于1989年发布的手提式游戏机，是世上首款设有彩色液晶显示屏的手提电子游戏机，与任天堂的GameBoy游戏机同年推出）。

　　多年以后，索尼和任天堂曾有机会携手合作。索尼要为SFC制作CD驱动器，两家公司就此签了约，但不料中途生变，任天堂终止了与索尼的对话，缺少任天堂协助的索尼工程师对机器的接口无从下手，只得拜托我去了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与山内下围棋的时候，我和他聊起索尼的事。原来问题出在根据协议Sony可以制作并销售CD游戏而无需通过任天堂购买，但任天堂要的是自家公司游戏机上运行的游戏的制作垄断权。我告诉索尼此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于是索尼团队决定制作他们自己的游戏机，那就是后来的PlayStation。

　　山内溥是我见过的最犀利的人。他运营公司的方式正如果他下围棋一般，一目也不退让。与他结识后，我很快地就意识到即使他是我的朋友，他也没打算给我任何好处。我必须自己争取，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的尊重，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

　　最后，他淡出人们的视线，退隐江湖。我也不再是任天堂的发行商，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事实上，我觉得除了他的家人和家政人员以外，或许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我曾在他的两位孙女的婚礼上找过他，但他“鉴于健康的原因”已经不再搭乘飞机出行。

　　我希望能再见他一面。他是我的导师，即使我明白我不会成为另一个他。在游戏业界，永远不会再有另一个山内溥。

　　永别了，山内溥先生，我一生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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