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炎

　　谷歌的离去虽然貌似突然，但并不是无迹可寻的事件。在2010年1月13日德拉蒙德首次在官方博客透露这个消息之前，谷歌在中国市场上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就显示出谷歌对于中国市场运营上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谷歌对于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引导和启蒙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谷歌对于中国市场的需求变化反应之缓慢，行为之保守，也是它无法回避的事实。最显著的一个事例，莫过于2009年末爆发的“谷歌数字图书馆涉嫌非法录入中国作家作品”的事件。虽然至今对于谷歌这一举动的性质仍旧充满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谷歌对于中国版权方的诉求反应非常迟钝。2009年10月中国文著协在媒体上公开这一事件，并呼吁中国作家集体维权之后，直到12月谷歌才对此进行正式的公开回应，但经过两个月媒体的聚焦和炒作，原本一桩以公益目的为主的举措，已经被转变成面目不清的商业侵权行动。对于此事本刊曾经进行过专题报道，因此在此不做重复。不过谷歌对于中国市场的反应迟钝是导致此事走向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须知在传媒如此发达的现代，两个月的时间足可以将一件原本是A的事情包装成B，但在这其间谷歌中国却始终无动于衷，甚至在发布愿意进行谈判的声明之后，对于多方的指责也缺乏足够的解释和回应。在此事的调查报道中本刊记者也曾经与谷歌的媒体公关部门有联络，但他们告知本刊记者“在美国总部没有明确指示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说，包括中国区总裁在内”。中国市场的运营策略需要美国总部来指示确认，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商场上，这种体制和政策无疑于自杀。而在态度上谷歌也缺乏足够的诚意。抛开谷歌录入中国作家作品是否侵权这个焦点不谈，但谷歌宣布对于中国作家进行补偿时“60美元补偿，请自行在期限内提出申领，超过时限则视为自动放弃”的举动，也许在版权保护和律师业发达的美国也许行得通，但在中国却远远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所有中国作家都如同美国作家一般有版权意识，并可以有专业的版权代理人和律师代为提出要求，很多人甚至是在中国文著协发出公开通告之后，才知道自己有可能“被侵权”了。这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是激化冲突双方矛盾，导致事件走向无法解决的关键因素。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谷歌对于此事的处理也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和尊重，60美元的版权费用也许并不多，饱经盗版伤害的中国作家也并不在乎多损失这60美元，但冷冰冰地“自行申领，过期作废”的口吻让重视面子的中国作家难以忍受，而对于中国人的这种心理，谷歌方面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一点考虑和尊重。如今此事已经随着谷歌要退出中国的举动而变得去向不明，但从这件事情上体现出的大企业所常见的自大、效率低下，却是谷歌在中国的10年征途走向悲剧性结尾的致命原因。而这样类似的例子对于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说并不少见，雅虎、MySpace中国、BestBuy等美国IT企业一一在中国走向衰败，无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在“315消费者权益日”刚刚爆出的惠普产品问题事件，同样也是因为惠普中国由于效率不够而导致事件走向公开，大大损害了惠普在中国的声誉和品牌。如何适应中国本地文化和消费需求，不仅仅是谷歌一家之难，同样也是欧美企业在中国互联网市场竞争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

　　谷歌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毋庸多言。自2000年9月12日谷歌正式推出其主站Google.com的中文页面之后，谷歌在中国的努力与开拓就没有停止过。其后谷歌设立了中国技术研发中心，与诸多门户网站达成合作，成为中国网民应用最广泛的搜索引擎。对于第一代互联网民来说，谷歌就是他们获得知识和娱乐信息的最主要工具。随后谷歌为了在中国市场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不惜代价从微软挖来当时时任微软全球副总裁，对中国市场和政府公关业务都具备相当了解和能力的李开复，从而引发了李开复与微软将近一年的诉讼纠缠，其间谷歌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李开复，并为李开复与微软庭外和解付出巨大代价。由于当时谷歌中国业务已经设立总裁，并且由周韶宁负责，谷歌特地为李开复设立了“联合CEO”这一职务，罕见的双巨头负责制体现了谷歌对于中国市场开拓的重视。而在2006年1月，谷歌又在集思广益之后，在中国推出了其中文正式名称。虽然“谷歌”这个意思为“收获与欢乐之歌”的中文名称在最初还引起了谷歌爱好者的一番争议，但作为全球市场上唯一拥有当地语言正式名称的谷歌中国，其总部对于中国业务的重视和希望也不言而喻。只是这一切努力并没有收到相应的回报，周韶宁于2006年末宣布离职，而李开复也在3年后高调辞职创业。虽然两位当事人对于辞职都不肯多言，不过“没有美国总部确认总裁不能表态”的规定对于两位负责人究竟有什么影响不言而喻，这也让人怀疑谷歌对于中国业务的拓展重心究竟放到了哪里。

　　谷歌在中国的离去之路并不是一天铸就的，自2006年以来它在中国的市场运营中就不断爆发各种问题，以首先爆发的ICP牌照问题为例，当谷歌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服务6年之后，公众才发现谷歌一直未能取得合法的ICP经营牌照。虽然这其中可能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从后来问题的解决速度来看，取得牌照对于谷歌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而在于它自身有否重视这个问题。至于后来爆出的“谷歌拼音输入法抄袭”一事来说，以谷歌这样一个重视知识产权的企业，竟然犯下如此低级的一个错误，最终不得不为此道歉，显然证明谷歌的产品开发和审查流程有瑕疵。至于其后的“搜索内容涉黄”的抨击，则是每一个搜索引擎服务商都可能遇到的麻烦，只是对于谷歌这样的企业来说，自诩“不作恶”的企业道德信条使得它面对这个问题时比其他企业更为尴尬。谷歌的爱好者们可以抱怨“为什么所有搜索引擎都有这个问题，单单只曝光谷歌”，而网络民众也知道搜索引擎可以呈现不良内容这个问题并不仅仅限于谷歌，但谷歌却不幸成为自身道德高调反衬下的悲剧人物。虽然从广义上来说，仅仅只针对谷歌所存在的这些问题进行曝光的确算得上是一种不公平，不过这些问题都是事实，这也让人无话可说。如此多的问题积累下来，周韶宁和李开复的相继离去也就不难理解，谷歌的确在中国面临着许多业务运营上的困境，有些问题甚至是放大镜下的审视，但如果谷歌中国能有更多的自主权力，对问题处理的更及时更妥当，那么这种困境原本可以得到缓解。

　　三、谷歌道德的自我困境

　　谷歌的离去其实并未如它想象中那样引起巨大的波澜，在本刊记者试图通过身处美国和欧洲的朋友了解当地媒体对于此事的关注时，得到的回答是“没怎么看到报道，现在这边的热点是美国医疗保障法案改革问题大争论。”“全欧洲都在关注希腊主权信用危机对欧洲货币和经济的影响，人家本地居民的饭碗还关注不过来，谁管中国什么事情，也许中国企业到这边来个大采购会有更多报道。”

　　瞧，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虽然谷歌“不作恶”的道德自诩获得了各个国家地区用户的一致赞赏，但是面对更实际的问题时，没人在乎它是否在作恶。因此谷歌在中国的退出更像是一出演给自己看的戏剧。一个商业企业有如此强烈的道德观固然是好事，但强烈到不考虑现实，只顾自己感受的地步，只能说有些太不符合实际。它还是一个以追求商业利益为优先的商业企业么？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论断在谷歌身上失去了效用，这不能不说像是个奇迹。

　　如果抛开谷歌自身对自己的评价不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美双方政府，同行企业，普通用户……对于谷歌的行为也都表现出了一定质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对于谷歌行为的回答是“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谷歌公司违背进入中国市场时做出的书面承诺，停止对搜索服务进行过滤，并就黑客攻击影射和指责中国，这是完全错误的。在谷歌公司一再请求下，为当面听取其真实想法，体现中方诚意，今年1月29日、2月25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先后两次与谷歌公司负责人接谈，就其提出的问题作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强调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应当遵守中国法律，如谷歌公司愿遵守中国法律，我们依然欢迎谷歌公司在中国经营和发展。如谷歌公司执意将谷歌中国网站的搜索服务撤走，那是谷歌公司自己的事情，但必须按照中国法律和国际惯例，负责任地做好有关善后工作。”

　　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汉默尔对于谷歌退出事件的反应是“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得足以承受两国因谷歌事件而产生的分歧”。汉默尔在一份声明中，对谷歌未能与中国政府妥善解决争议感到遗憾。但他同时表示，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到足以承受彼此之间的分歧”，而美国在扩大与中国有共同利益方面的合作时，也能够“主动地、坦率地”应对不同的意见。言外之意，这是一个商业公司在商业指导原则上对于中国环境的反应，与美国政府无关。(题外话：在好莱坞电影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告知“你所做的一切一旦被发现将不会得到承认与美国政府有关”)

　　两国政府对于谷歌的行为都表示出了足够的宽容，而业界同行的反应则各异。本刊记者试图了解百度和微软中国对于谷歌此举的看法。不过正如我们所能想象的那样，两家企业都以“话题太敏感，我们不发表意见”的回复婉拒。与谷歌没有竞争关系的马云则公开表示“谷歌此举不甚明智，放弃中国市场能解决问题么？”点出了谷歌撤退的核心失误所在。其他国内互联网企业如腾讯、新浪也公开表示对谷歌此举的不理解。本刊记者试图通过第三方监测平台了解市场用户对于谷歌行为的反应，为此联系了国内著名第三方数据统计分析服务商CNZZ，随后他们向记者发来了“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之后的监测流量变化以及他们对此事的看法。

　　谷歌退出，理由牵强

　　Google公司正式宣布将中国大陆的搜索业务转移到香港服务器实现，这对中国的搜索市场的未来发展将产生巨大影响，不过由于目前Google在香港的服务器依然能够正常的访问，国内各大搜索引擎流量份额比例变化并不大，根据CNZZ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至3月24日，中国大陆地区网民通过baidu.com和google.com.hk进行搜索的访问比例分别稳定在76%和14%左右。与一年内的监测情况相比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