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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软件:一个IT现象背后的社会性思考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4日 09:40  大众软件  已有_COUNT_条评论

  【新浪游戏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小时盼着早日长大,长大又怕父母变老。苍苍烝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我们祈愿父母永生不老,期盼父母焕发青春,却总有落花流水大江东去的无能为力之感。我们穷尽科学手段延长人类的寿命,却不得不面临相应的老龄社会的问题,即使是富足如德国、法国、日本等养老制度健全的发达国家,为保证一位老人安全幸福的晚年生活,背后埋单的平均纳税人数也已少于两人,而中国的独生子女们显然负担更重。我们正处当打之年,父母却渐渐退出阵线。“老兵只是渐渐消失”,我们当然不愿见到父母沦为被现代科技遗忘的人群,所以总是最踊跃地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带入父母的世界,例如上网冲浪和玩电脑游戏,但这真的是他们想要的吗?

抚体叹今昔,过去少一日。悲观者看到了消逝,乐观者看到了成长抚体叹今昔,过去少一日。悲观者看到了消逝,乐观者看到了成长

  退下来就该休息了

  公共养老金制度建立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时任德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为确定发放战争养老金,首次提出“退休年龄”这一概念,设定为70岁(后改为65岁,因为受当时医疗技术所限,大多数退役老兵在这个年龄基本不存于世)。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人均寿命大大提高,这意味着被养老制度覆盖的人可以享受更多的晚年时光。一项统计显示,人类历史中所有年龄逾65岁的人群中,一半以上生活在现在,而既有的法定退休年龄并不会轻易更改,因为这将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从影视剧中得到的信息来看,很多好逸恶劳的美国人希望提前退休,因为他们的退休年龄为67岁。日本男性工作者的退休年龄为65岁,因为日本国民平均寿命在2005年就位居世界第一,大多日本职业女性甚至能拿30年的退休工资。

台湾大众银行的广告——“梦骑士”台湾大众银行的广告——“梦骑士”

  而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相对更早,现在的标准是“男60岁,女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去年9月,“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否应该提前”的话题还引发过热议,一方提倡将法定退休年龄提前,老职工能早日享受退休生活,又可为苦于求职的年轻人让出岗位,也能为单位组织注入新鲜血液;而另一方认为这将加速老龄社会的到来,加重养老基金的筹集压力,因为现在养老金存在严重空账,应该保持甚至延后退休年龄。不过,政府机关与企业单位其实是两套养老制度,公务员的养老金由财政专项资金拨付,而企业退休人员则是自行缴纳,养老资金亏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单位职工提前退休。2008年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的实际退休年龄为51.2岁。不谈政策,只看现象,80后的父母大多属于已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行列。

65岁的“魔兽阿嬷”理解不了《魔獸世界》的文化,但能陪伴和保护两个小孙女就已足够65岁的“魔兽阿嬷”理解不了《魔獸世界》的文化,但能陪伴和保护两个小孙女就已足够

  许多国家的就业法禁止用人单位对老年人就业歧视,但难以扭转的是这样的观念:在身体机能尤其是创造力上,老年人已经无法与后辈竞争者抗衡,他们是一种难以跟上时代的保守群像。然而“霍恩德尔(Horndal)现象”表明这可能是一种刻板印象,在这家位于瑞典的钢铁厂里,老年职工的存在反而使生产力提高15%。储备一定数量老龄职工的公司比全是年轻面孔的同行更有增长后劲。以年龄衡量个人乃至整体竞争力,那是体坛的算法,这其中忽略了一项重要资源,就是老职工积累下来的经验。欧洲经济70%以上是服务业,在这些私营和公共服务机构中,许多工作都要基于实践中获取的知识,见多识广而处乱不惊。相对的,我国经济的增长依然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尤其在以出口创汇为导向的私营企业或外资合作企业中,对职工体力的要求也胜于脑力和经验的要求,“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往往是一种表明辈分资历的感慨,很难转化成实在的生产要素。父辈们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即使他们仍有事业雄心,也很难再寻觅合适的单位发挥余热,很难再有姜太公七十相周、佘太君百岁领兵的传奇,退下来就真的休息了。

  再放不下单位,单位也放下他们了。这也符合儿女们的期望:最美不过夕阳红,温柔又从容,父母的晚年生活就应该是闲恬的。“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

John Bates老爷爷今年85岁,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项目是Wii保龄球游戏3200连胜John Bates老爷爷今年85岁,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项目是Wii保龄球游戏3200连胜

  出去就很难回来了

  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空巢”是中国现象。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儿女成年,就应该离开家庭独立生存,父母已经完成了抚养子女的义务,强调个体解放、冒险进取的社会风尚也淡化了脱离过程中的痛楚。尤其在日本,如果儿女成年后仍然居留在家,即使是“富二代”也会被视为可耻的懒汉。除了发达的公共交通,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没有户籍制度的捆缚,用实力落脚,用脚投票。我国在1975年开始实行修正后的户籍制度,结束了国民自由迁徙的历史。“工作搜寻渠道的社会资本网络化与政府的户籍制度相互强化”,持农村户口的居民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在沿海代工厂打工。因为制度的设置,农村劳动力实质上被排斥在主流劳动群体之外,离家难离乡。虽然子女入学、难以落户等困难使得农民工和农二代上行受阻,“飘一代”无法融入却已无法离开服务的城市,留下“993861部队”驻守家乡。

  不仅是农民工家庭,居住在城市的老人也难免遭遇“空巢”。因为优良资源的高度集中,其子女求职与安家的地点无不首选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这本是经济理性的人口流动,但在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中,子女为尽孝道,应留在父母身边。在农耕时代,“孝”承担着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更是一种情感依归,“这种价值设定不仅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安排,也在于无法说清的宗教关怀”。即使在以契约代替宗法的现代社会,子女长大离开还是会让父母暗自伤心。2009年10月,上海市质量协会公布的《上海老年人生活质量满意度公益调查报告》显示,在来自上海和苏浙两省60岁以上老人的4228份样本中,上海老年人平均生活幸福指数仅为77.27,而独居老人的幸福指数只有74.86。上海某区对空巢老人进行调查发现,空巢老人中有不少会患上“空巢综合症”,主要表现为心情郁闷、沮丧、孤寂、睡眠失调,甚至流泪哭泣。笔者的大学同学小向原在长虹上海研发基地工作,但在2009年时父亲被车撞伤,在湖南怀化市人民医院住院,当时他和姐姐在上海,母亲在县里,“父亲忽然感觉特别孤寂”,于是他听从家里人建议,考取了家乡的公务员。现在家人团聚,他被安排在某乡村基层锻炼,不过相较之前在长虹里的开发工作,现在“很难调回市区,感觉在混日子。”不可否认的是,父母的牵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未来走向,但这绝无谴责之意。别离的阵痛之后,或许就是让儿女放手去闯了,例如在北京某杂志社做记者的张先生,他的家乡是“不过几十元车费、三四个小时车程即可回家”的河北唐山市,但除了逢年过节之外,他几乎从不回家——“倒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刚开始工作的那段时间没有养成‘常回家看看’的习惯,在家人也习惯这些之后,如果我突然提出要回家,家人的第一反应肯定会是担心‘出什么事了’。”

  父母为什么不用电脑?

  诚如《时代周报》资深评论员李铁所言,50后的父辈同新生的共和国一起经历了太多的离奇与坎坷,他们脱离了正常的成长轨迹,“由于经历了太多信仰破灭和信仰玩弄,孩子最后成了他们唯一真实的信仰”,而“充实而愉悦”的退休生活或许能缓解思念儿女的惆怅。

  以本刊记者采访到的一些年轻人为例。在上海东华大学读研的小邓的父母退休多年,现在“以种菜、打牌、打毛衣和邻居聊天为主,不充实,尚愉快”;湖南大学在读硕士小卢的父母“通常就爬爬山,看看电视,在门外跟邻居聊聊天,跟亲戚打打扑克,妈妈还玩QQ麻将。他们觉得不是很有意思,应该不算愉快而充实吧”;贵阳学院的青年教师蔡先生的父母也“已经退休很久,退休生活就是简单地过日子,不是很愉快但基本充实”;北京某杂志社资深媒体人谭先生的家乡是湖南衡阳,因为“家里有一个小外甥在当地上学,所以父母的生活时点很大程度会围绕这个小孩子转。平时天气好的话,爸爸喜欢上街乱逛。此外,他们还会跟邻居们打打牌,适当休闲。我觉得不算愉快而充实”。充实与愉悦,在父母的退休生活中似乎总是难以兼得,但这毕竟是晚辈们的侧面观察。看起来琐碎俗常的事情,父母可能乐在其中;看起来退休生活充实紧凑,父母可能嫌这搞不完的家务活比上班还繁琐。做家务活,带孙子孙女,和同样清闲下来的老邻居玩牌,这是典型的“来自于世俗的快乐”,正如蒋方舟所言,“中国人的快乐本来根植于人间的烟火气,是市井中闲情偶得的生活艺术”。至于冷冰冰的电脑,大部分时间却被晾在一边,在湖南长沙方正证券公司上班的徐先生“每次回家,家里的电脑都是一层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况。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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