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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水浒传》的一些评论
(一)《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
有一段时间，某些文学评论家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把水浒英雄们划到了“农民起义” 的范畴中去，一方面在水浒英雄们的① (见2002年8月8日《南方周末》A4时政版的一个小标题)头上戴上了“革命”的桂冠，一方面又谴责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立场。今天看来，这是一种误导。
如果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衡量一下一百单八个水浒英雄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究竟哪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呢？除了解珍、解宝是安份守己的猎户、阮氏三雄是地地道道的渔民之外，其余的人物，大都是军官、地主、吏役、商人(包括店主)、土匪、游民。就是被认为“革命性”最强的李逵，虽然出身农村，但是打死人之后逃亡在外，当了狱卒，已经不是农民，而是个强索硬要的无赖、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抡起板斧排头价砍去”的嗜杀的浑人了。这里面还有像卢俊义这种根本不想造反而是被吴用设计搞得他家破人亡、走投无路“逼”得他不得不上山的“被裹胁者”。因此，尽管林冲和卢俊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他们两人在本质上绝对不同。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其成员的出身、成分，大都很复杂。要求农民军中个个都是农民，就好像要求共产党员个个都是工人一样不现实。评价一个人、一个集团是积极的、消极的还是进步的、反动的，要看他或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地看待、分析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菁华。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绝不能离开当时历史这个大环境、大前提。一切以今天的观点去要求古人、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去衡量农民起义军的做法，固然是错误的，把一切造反者都冠以“革命派”，同样是错误的，甚至会导致笑话。
质言之，农民起义由于阶级本身的认识局限性，起义也就是造反的目的，无非是“打倒旧皇朝，建立新皇朝”，因此“彻底的革命性”根本就不存在，成功的可能也是极小的。偶然的成功，造反者成为新的统治者，最后必然会发生质的变化，从农民变成封建主，不再代表农民利益了。甚至像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进南京那样，其所作所为，比前朝更坏更恶，老百姓的生活，也比前朝更苦更可怜。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去看历代的造反者，只要他敢反抗，不论他反的是贪官还是皇帝，就应该承认他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尽管这种积极性有量和质的不同。
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贪官总是被老百姓痛恨并咒骂的。尽管清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就是在今天，老百姓也还是痛恨贪官，拥护清官。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说，反贪官，总比不反好。
同样道理，对待欺凌和压迫，只要敢于反抗，就是好样儿的。这里不存在阶级观点。我们不能说：农民反抗地主剥削是积极行动，工人反抗资本家压榨是积极行动，属于革命范畴；而地主、资本家、小官吏反抗皇帝的欺压就不是积极行动，就只能算是狗咬狗。这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争斗不能同日而语。只要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部分水浒英雄的抗争和反贪官，尽管他们不一定就是农民起义，但就其积极性来说，也应该得到肯定或部分肯定。
正因为以宋江为首的水浒一百单八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皇帝还抱有希望和幻想，因此才会导致后来的受招安，导致后来的全军覆没。《水浒传》的作者没有无限拔高这些英雄们，而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如实地描写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认为这样的写法是现实的、成功的。是在暗示造反必须彻底，不能半途而废。反之，如果人人都像李逵那样大喊“反进京城去，夺了鸟(音diǎo)位，让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不但不符合这批人的思想境界，退一步说，即便他们真的造反成功，也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多一个封建皇朝、多一代封建皇帝罢了。
只有运用这样的观点来读《水浒传》，才不会把这些英雄人物无限拔高或无限贬低；才能够正确地揭示中国封建社会中各路起义军的发生、发展及其失败过程的真实本质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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