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的话来说，这个群体过于“害怕自己淹没在人群里”，所以才必须把欲望对外呈现，于是“生活通常被挥霍在一种急不可耐的贪求中，贪求那些触手可及的范围内的小物品。”</p><p>　　无论是“昌平名媛生活指南”，还是“让孩子不和没有英文名的小朋友一起玩”，这种刻薄总是同时来自上下两个阶层的不屑一顾，前者不怎么看得惯新贵们的东施效颦，后者则记恨阶级固化带来的窗口关闭。</p><p>　　然而中产阶级本身却无意或是无力做出多少辩驳，他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些依然没有得到满足的地方。雅克·巴尔赞称中产阶级是“二十世纪中晚期造就的温顺消费者”，则为中产阶级赋予了熨贴的含义。</p><p>　　一份针对33个年收入超过40万元以上的家庭访谈显示，海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为精神需求买单的产物，比如像是Burberry和Celine的包包，就逐渐变得比LV这种传统奢品更受欢迎，因为“没那么大众化，身边背的人很少，也不会把Logo刷遍全身。”</p><p>　　几年前，《金融时报》在中国的调研也佐证了这种祛魅趋势的到来。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只有18.8%的受访者最想拥有的奢侈品品牌是LV，而在规模较小、消费能力较弱的城市，这一数字是38.3%。</p><p>　　在知乎上，曾有男性用户提议“用农夫山泉空泉水加喷壶替代雅漾大喷”——后者是一款以天然泉水为主要成分的保湿喷雾产品——遭到几乎每一个女性用户的讥笑和驳斥。的确，从直男思维出发，可能所有奢侈品都会被视作是“智商税”的变种。<br>从这种对追求更好、新鲜和现在拥有不太一样的现状，似乎看见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身影，而洋码头就托物言志的借着“洋务运动”地台词打出了“洋物运动”的旌旗：不仅加大力度促销海外商品，还在武汉、南京和广州等城市——这都是曾经的口岸城市——设摊宣传洋货之美，想要引起共鸣和找到志同道合之士，也就是上述三类人群。</p><p>　　有人就将对海外商品的物质追求，视同为崇洋媚外，也是对国内经济的重要打击。所以国务院正式批复发改委的请示，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这相当符合经济学家林毅夫所主张的产业政策路线，也就是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前者必须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p><p>　　1928年，国民政府曾经颁发了“国货”标准，总计分为七等，“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工作”乃是大大光荣的第一等，而“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外国原料，外国技师”则为勉强及格的第七等，在七等之外，则均为刻意贬损的洋货。</p><p>　　不过，纵使政府、商会和民间的热情高涨，在事关自身利益的消费行为上，爱国主义并没有左右人们的决策。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1933年——也是“国货运动”的启动元年——进口商品的累计价值创下海关记录，达到9亿元之巨。</p><p>　　缺乏品质竞争而依赖情绪红利，是“国货运动”被认为收效惨淡的原因之一，而保护主义更是饮鸩止渴的陷阱，它摧毁的是商业文明最为重要的公平机制。</p><p>　　如果积贫积弱的工业基础是百年之前的中国难以克服的天然障碍，那么重新获得全球地位并拿到规模优势的现代中国，则更多的是跌在了软件而非硬件的资质层面，是一场从洼地到高地的阵地战。</p><p>　　然而，结果依然是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旅客中，只有1%是中国人，但中国人创造了25%的免税品销售额。</p><p>　　这是国产品牌素来难以与之抗衡的货架，相比发达国家的商业积淀，资历尚浅的中国企业很难在非标准品的高溢价市场占得一席之地，这里的消费者也不再容易受到定价策略的左右，而是相信强势品牌对于商品品质的背书。</p><p>　　就像可口可乐公司的创始人艾萨·坎德勒所言：“可口可乐的所有公司、所有财产在今天突然化为灰烬，只要我还拥有‘可口可乐’这块商标，我就可以肯定地向大家宣布：半年后，市场上将拥有一个与现在规模完全一样的新的可口可乐公司。”</p><p>　　美国历史学家葛凯认为，在二十世纪早期，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在中国融合成了一个有关制造和生产的血统争论，并在最终演变成为“国货运动”，被当作反对海外侵略的某种隐喻。</p><p>　　美国在冷战之后开创的黄金年代，就和其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不无关系，这也毋庸置疑的是各国政府普遍追求的理想图景，连《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也曾批评房价过高的坏处：“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健康，还会影响到中产阶级对国家发展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