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世界进程的转折时期。一直处在世界主要文明边缘区的游牧民族，在掌握了先进技术之后，开始成为整个亚欧大陆的主宰，而原先两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中国和欧洲——被挤下海了。

　　欧洲社会开始寻找新的贸易航线，取代原来的“丝绸之路”。达·伽马重新开通东西方贸易通道、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人由此掌握了制海权。

　　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建立的无法挑战的霸权，使宋朝有了海上发展的意向和行动。到了明朝，明成祖置开国禁令于不顾，几乎和欧洲人同时开始了海上探险。

　　历史上中国的战略一直是北向的，即在大陆发展。一方面是经济基础使然——中国是农业高度发达的社会。另一方面是数千年来，中华文明能感受的最大生存压力，是来自北方──匈奴、突厥、蒙古等都兴起于蒙古高原。汉武帝可谓最杰出的战略家，控制河西走廊，运掌西域要地，使匈奴在战略挤压中分裂：一部内附于汉，另一部则穿过乌拉尔山口，远袭欧洲。隋唐同样施行这一战略，使突厥帝国分裂，一部南迁附汉，另一部尾随匈奴大军的足印，远袭欧、非。

　　但是经过数个世纪的教化，处于汉文化边缘区的少数民族在制度上效法汉之典章，并逐渐掌握了汉人的军事技术，两晋时期开始渗透中原。唐朝灿烂三百年，更使北方民族大为受益。因此北宋所面对的是半文明的边缘地区力量，且已推进到了长城以南。南宋很像是个海型国家，比如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很大，航海很发达，如果保持这种势头──拒蒙古军于淮河以北，后来的南宋很有可能是重航海、重贸易，城市繁荣、手工业发达的社会。明朝一半承袭了元的大陆性战略，另一半又颇受宋的南向战略影响。

　　与欧洲以及阿拉伯世界完全不同，中华文明表现出的政治结构，也就是东亚封贡体系，是东亚社会的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一体系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封”，即宗主国给外番赐以封号，这一项政治封号，对周边小国极其重要，得不到宗主国的承认，就不可能成为正统；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贡”，即由小国给宗主国进贡。一般来说，这种纳贡也有贸易的成份在其中。在明朝，通常以封号加于各国首长，更以《大统历》赐给各国，使其奉中国正朔。这样的联络，既可以招徕各国通商，更可以提高帝国的威信。

　　明朝派郑和下西洋一事，可谓中华文明临界荒芜地带时一次耀人的绿意。在这具有转折意义的时刻，明朝却错过了顺世界进步潮流而进的良机。后来的史学家多爱夸耀郑和船队的船体庞大，人数众多。实际上，郑和船队的大船虽然较哥伦布的船要大三倍，但就效益而言却不能与哥伦布船队相比——这种船速度快，战斗力强，成本低，因此每一次航行都能得到60倍以上的巨额利润。

　　任何一个帝国如果其政府投入大于产出，边境的收缩是必然的。导致明帝国效益递减进而收缩的，说到底在于其经济结构。明朝的海上战略缺少必要的现代经济体系的支撑。明朝的手工业、商品交换较之南宋要大为逊色。然而明朝与宋一样，面临极为严峻的边防压力，集权的中央政府自然是将国家经济当成军事的基础，重农轻商，并将所有的物资征集起来，囤积仓库，剩余产品很少能作为商品流通。此外，明朝人口增长很快，农业中的富余，也被人口的增长部分消化了，根本不可能形成繁荣的市场经济。明朝的商人阶层始终未出现，商人富裕后，通常不是投资于作坊或商业，而是购地。这一点，与同时期的西班牙帝国衰落的原因很相似，西班牙虽有无与伦比的殖民体系但母国的手工业极为落后，不能充分提供给殖民地所需要的产品，无法形成良好的经济关系。最终殖民地的财富非但没有刺激其经济，反促其衰落。郑和20余年里前后七次远征，这项投资对明朝来说，是不可能长期支付的，1433年，明宣宗批准郑和最后一次航海已是很勉强了。

　　郑和南下西洋的功绩可比之汉之班超的西域远征。明成祖的南向战略也绝不低于汉武帝的北向战略半分。但南向战略不能执行下去，反使明帝国财政濒于破产。汉朝与明朝在文化时段上是对称的，一个是上升初期，一个是下沉伊始(宋可以看成对称轴)。从明开国，一向以数量代替质量，粗放乃是其制度的基本特点。明成祖前后五次北征蒙古，但从来没有打过大仗，──未摧毁蒙古力量残余却使帝国经济枯竭。

　　宋朝所面临的地缘形势及游牧力量数百年主宰欧亚大陆已说明，北向战略或单纯成为一个大陆国家已没有希望。南向战略，即面向海洋或可为一个民族重新带来生机。明朝做了尝试，失败了，并不在于战略的错误，而是缺乏支持这一战略所需的现代经济体系，也在于制度──一个庞大而无创造力的官僚政治体系，已妨碍了明朝刚刚开始的进步。

　　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以政治—文化取向为主，它不同于军事—经济取向的西方社会。它的意识形态认为：正当的文化与道德行为，能够自动地解决一切社会实际问题。这种政治—文化取向，导致了对军事—经济性目标——如领土扩张、军事强盛和经济增长较少重视。儒生阶层是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布者。这一阶层充当了教育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特殊角色，决定了他们对皇权的有限制约。由于他们倡言“王道”，就必然地限制统治者的对外扩张。明朝统治者与儒生的矛盾焦点乃在于此，且以统治者的妥协告终——明朝最终放弃了海权。

　　明朝官僚政治体系还把社会的其他阶层吸收到既存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因此，城市商人和手工业群体未发展起来，形成具有充分自主性和政治独立性的社会势力。西方文明则是建立于现代资本主义之上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经济革命和国际市场的兴起，意味着更多地依靠经济增长来产生必要的经济盈余，以领先国际贸易来保证硬通货。

　　横向来看，能使中华文明受益以发生转折的文化始终未发生作用。郑和下西洋，穿越南海、印度洋，抵达波斯湾、非洲海岸，所接触的国家或是已衰落的文明或为未开化的“蛮夷”，环顾四海，原来世界不过如此。虽然伊斯兰世界的商人一直很活跃，但它的影响是微弱的。西方世界进入中国海──即葡萄牙商船开进中国广州已是1514年的事了，随后，基督教耶稣会的教士如利玛窦等若干人才来到中国定居传教。但这时的中华文化一方面由于孤独产生的自大，另一方面由于北方的压力，已收缩成了核桃状的硬物，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已很有限。

　　最后一次海上远征后，明朝颁布了禁海令，彻底地放弃了海上权益。过去的战船悄悄地腐烂，猎猎旌旗化作海风。约有千余艘战舰的明帝国就这样放弃了海权，告别了大海。几乎在同一时期，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海峡，控制了东西方海上贸易，称雄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