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党领导人康有为，生于1858年，死于1927年。其弟子梁启超(1873-1929)也是保皇党的支持者。孙中山在南洋从事革命活动初期，新马两地人民的思想还是相当保守，多数支持保皇党，因此保皇党的势力相当强大。

　　“百日维新”失败后，1898年10月26日，康有为、梁启超仓猝逃走，并分别由宫崎寅藏和平山周护送至东京。孙中山认为彼此都为国事尽心，虽然方法不同，但目标却是一样的，准备前往慰问，建立友谊。但康有为以帝师自居，自称不便与革命党首领来往，托辞不见。两天后，孙中山委陈少白拜访康、梁，陈少白痛陈满清政府的腐败，非推翻改造不可。但康有为却认为清帝圣明，总有复辟的一天。结果是不欢而散。

　　梁启超

　　1899年3月2日，宫崎寅藏为了促成两党合作，奔走其间。但康有为自称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而以勤王领袖自居，并无合作的诚意。梁启超开始也有合作的意思，但当孙中山前往会见时，他又借故谢绝。

　　1899年8月初，梁启超前来会见孙中山。孙中山是有气度的人，尽弃前嫌，和梁启超共商合并大计。经过讨论后，梁启超赞同两党合并，并推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会长。会后，梁启超将讨论结果汇报给在新加坡逗留的康有为时，康有为非常生气，并派人携带款项到日本，促梁启超立刻赴檀香山办理“保皇党”的事务，不得延误。于是两党合作的计划告吹。

　　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日本颇有往来，他的思想是徘徊在保皇和革命之间，对两党合作的事是相当赞成的。但由于他老师康有为的立场，使他的立场变得摇摆不定。1899年12月19日，梁启超赴檀香山之前，请孙中山写介绍信，介绍檀香山的朋友给他认识。孙中山不疑有他，写信给自己的哥哥和多位侨商，请他们支持梁启超。檀香山华侨接受到信后，对梁启超非常礼遇，并且捐出巨款。梁启超极力向华侨宣传，说“保皇党”和“革命党”原属同流，名称虽然不同，宗旨却是一样的。部分“兴中会”的会员竟然被迷惑，变成“保皇党”的会员。于是梁启超就在檀香山创立“保皇党”，并设立机关报《新中国报》，宣扬保皇思想。

　　1900年6月，康有为寄居新加坡友人邱菽园的家，宫崎寅藏因为和邱菽园是好友，便到新加坡来探望邱、康两位。谁知康有为怀疑宫崎受清廷指使，前来谋杀他。于是向新加坡英国殖民地政府报案，逮捕宫崎。孙中山知道后，急忙从西贡赶到新加坡营救。在孙中山新加坡友人的救援下，宫崎才获得释放，英国殖民地政府禁止他再入境。

　　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达十万言的《新民说》，把满清的腐败昏庸归结为人民的愚昧。同年9月，康有为在同一家报纸发表《辩革命书》，攻击革命派。康有为指革命派一谈革命，就开口攻击满洲，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满清在中国已有两百多年，现在无端引用法国人、美国人的理论在国内搞内讧，对中国来说是一种祸患。“保皇党”的言论，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构成一种威胁。

　　1903年9月下旬，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保皇党”机关报《新中国报》知道孙中山到来，便写文章诋毁革命党，同时还涉及孙中山个人的名誉。孙中山于是在《檀香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与“保皇党”论战。孙中山指出，“革命党”和“保皇党”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者，志在倒满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两者背道而驰。

　　“保皇党”以人心趋向革命，恐大势将去，为挽回颓势，便在《新中国报》撰写《敬告保皇会同志书》，大肆攻击，向“革命党”挑战。1903年12月下旬，孙中山发表《驳保皇报》，痛斥“保皇党”所言，似是而非。“保皇党”空言爱国，却不知道自己所爱的国家是清帝国还是中华国。

　　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抵达旧金山，当时旧金山关税翻译人员多为“保皇党”会员，多方阻挠孙中山上岸，并向旧金山移民局告密，说他是中国乱党。幸好，孙中山得到旧金山《中西日报》总理伍盘照和“洪门致公堂”的协助，才准入境。

　　“致公堂”的机关报《大同日报》主办人是“保皇党”成员，时常在报上排斥孙中山，引起“致公堂”领袖黄三德的不满，将他辞退。1904年5月，孙中山推荐刘成禺为主编，对《大同日报》进行改组，继续与“保皇党”论战，大受华侨欢迎，逐次将“保皇党”的势力扫出美国，革命言论也因此散播全美。

　　1906年夏天，“保皇党”筹备改组政党，将组织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得到满清权贵的支助。后因闹分裂，梁启超于是组织《政闻会》，社员约有两百人。1906年12月2日，“革命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举行周年纪念，孙中山演说“三民主义与中国之前途”，听众大为动容，纷纷捐款资助经费。后来，梁启超在“保皇党”机关报《新民丛报》对民生主义大事抨击。《民报》与他展开笔战共一年。保皇立宪之说日渐衰微。1907年10月17日梁启超等在东京举行成立仪式时，张继率领革命党员出席。当梁启超致词时提到朝廷下诏，实行君主立宪时，张继等人上前，将会议捣散。

　　1908年9月11日，“保皇党”与“革命党”在南洋展开论战。“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报》记者以“平实”的笔名，发表《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的文章，提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以及革命足以瓜分中国的看法。孙中山也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发表《平实开口便错》一文，指出：“时势者，纯乎人事之变迁也；革命者，大圣人大英雄能为，常人亦能为”。9月12日，孙中山再发表《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一文，引土耳其、摩洛哥为证，指出革命决不致召瓜分。15日，接着发表《平实尚不认错》，驳斥“保皇党”的天命之说。

　　1895年到1900年之间，孙中山革命事业处于最艰难的时期。起义失败，有国归不得，国内革命根据地与活动空间尽失，而在海外宣传革命又无甚效果。孙中山说：“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黑暗无似，希望几绝。”1908年，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保皇党”的理论也失去了市场，连本地最支持“保皇党”的富商邱菽园最后也屏弃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