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制度仍按明代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但扩充了取录的名额，还颁布了捐纳制度。康熙十七年(1678)又开设博学宏词科，用以罗致“名士”，取录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职。在施行羁系政策的同时，又严禁文人结社，并大兴文字狱，以压制思想上的反抗。

　　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由于经历了明代覆灭的重大变动，文人多在诗文中寄托他们怀念故国的情绪。杨凤苞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所以自顺治九年(1652)以后，便不断有禁止文人结社的明令。雍正三年(1725)更定例究查。文字狱也比历代增多，康熙二年(1663)的“明史案”，除庄廷龙先死，“焚其骨”外，“所杀七十余人”(《亭林文集·书潘吴二子事》)，受株连的近二百人，以社集中文人为最多。此外，如沈天甫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时汪景祺之狱，吕留良、曾静之狱等，实行残酷镇压，这对当时文人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

　　清初文化思想上的斗争也很尖锐。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康熙编写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书，颁布全国，以巩固其思想统治。程朱派理学家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人都很受宠幸。

　　明清之际，在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出现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亲身经历了明代的覆亡，亲眼看到了明末社会种种腐朽黑暗，参加了抗清的军事斗争。他们通过这种生活体验和对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长期观察和分析，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产生了进步的民主思想。他们思想的特点，首先是对封建社会本身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批判，有的针对封建统治，特别是针对明朝统治的积弊和问题，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或补偏救弊的改良方法。黄宗羲大胆地抨击了君主专制政治，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认为“自秦汉以后，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他们还提出了均田的主张，黄宗羲主张把全国耕地先“每户授田五十亩”，“余田……以听富民之所占”，同时按土质分别“田土之等第”，地税均“以十一为则”。王夫之在《噩梦》里更进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恒畴”，这可以说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萌芽。其次是对民族压迫的反抗和批判。顾炎武对于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别注意。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他所说的“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沦亡。他认为保国是君臣和有职守的人的责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十三)!在时代的刺激下，他们反对明末王学的空谈心性，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主张，企图通过经史的研究达到唤醒人心，复兴民族的目的。顾炎武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二)。黄宗羲说：“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文约》一《李杲堂墓志铭》)。这就开始转变了明末空疏的学风。稍后，阎若遽、胡渭等立汉学旗帜，攻击宋学。这些对于清代的学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对清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清代诗文的复古主义倾向，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都和这种学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