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有利的好事。其中最主要的是，初步奠定了中国辽阔疆域的版图。这也许是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最伟大的贡献。

　　这些暂且不说，我想换一个角度去看看他。其实，他的在中国皇帝序列中执政时间最长的62年的历史，颇堪玩味。仔细考量，这位伟大的皇帝，在漫长的62年的执政生涯中，有三件他没想做的事。

　　这三件事是：一是没有妄杀功臣；二是没有迫害士子；三是没有大兴土木。

　　先说他没有妄杀功臣。

　　作为一个皇帝，错杀个把人或一些人，本不足怪，是其份内应有之事。即使是错杀了一些功臣，亦不足怪，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说的是妄杀，或叫嗜杀，就是有计划分步骤地滥杀，而且矛头直指功臣。

　　开国皇帝大都有这个癖好，或者叫恶习。其中，以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表现得最为突出。朱元璋是中国皇帝中惟一一位贫苦农民出身的。他是由农民起义领袖而变成封建国家皇帝的。他的皇位的取得是非常艰难的。这位贫苦农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苦。而是穷到衣不避体、食不裹腹的程度。全家9口人，一次饥荒就饿死了5口。家里养不起，朱元璋只得于17岁时出家当和尚。谁知寺上也养不起，他只好走出寺门，作了一介云游僧。这一流浪，就是3年多。云游僧和穷乞丐没有什么区别。他尝尽了人们的白眼，饱受了世间的饥寒。他是由社会的最底层一跃而为人世的最顶端。一个地狱，一个天堂，这个天渊之别，在他的心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深知，他所享受到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是因为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要想子子孙孙永享富贵荣华，只有保住皇位。有了皇位，就有了一切；没了皇位，就没了一切。皇位就是一切。这个看法，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怎样才能保住皇位呢？他的回答却出人意料。他认为，只有把和他一同打天下的勋臣故旧斩尽杀绝，皇位才能保住。因为他对这些勋臣故旧了若指掌，深知他们在智慧、才气和能量方面，都远远地高过他的子孙，因此，他便向他们下手了。

　　于是，朱元璋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了两个大案，兴起了党狱。

　　一个是胡惟庸案。他是淮西定远人，是朱元璋的故旧。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左比右大。李善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权重。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因此于他当左丞相4年后，以才58岁的李善长年高有病为名，让他告老还乡了。李善长早已推荐并安插了胡惟庸，因为他们是同乡。胡惟庸于洪武三年[1370年]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后在7年内连升三级，即中书左丞、右丞相、左丞相。到洪武十年[1377年]，他已经变成了皇帝之下第一人，位极人臣了。

　　当了左丞相的胡惟庸，不知自重，专横跋扈，结党营私。这就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朱元璋设想，干脆裁撤中书省衙门，不设丞相一职，以防皇权被窃。于是，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即胡惟庸当上左丞相仅2年时，朱元璋不动声色地发动了一次大清洗。他借故逮捕了左丞相胡惟庸、右丞相汪广洋及一批官员。他们一被“双规”，立刻变成了阶下囚。善于猜测皇帝意图的官僚们，一哄而起，纷上奏折，痛揭胡、汪二位的丑行。有的没的都说。结果，先处死了汪广洋，第二年又处死了胡惟庸，连同被处死的还有一大批官员。朱元璋杀人，讲究株连。不杀则已，一杀就是一家。他们二位的罪名差不多，都是专横跋扈，植党营私，蒙上奸欺，谋危社稷。但从揭发的材料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胡惟庸案处治的当年，朱元璋借机裁撤了中书省，收回了丞相权。但是，胡惟庸案并没有完结。此案一直迁延了10余年。

　　朱元璋把胡惟庸案当作一个捕人的巨网，并不收绳。在以后的10余内中，他随心所欲地陆续往里装人。而且，他也明知，胡惟庸案根本构不成死罪。他必须罗织更多的罪名，把此案定成铁案，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可以作到心想事成，果然，又给胡惟庸添上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通虏的罪名。说他勾结明朝的死敌蒙古和日本。所谓通虏，就是里通外国。有人栽赃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当时不觉悚然一惊，元帅怎么还干这种事。也许当时明朝人的感受和现在是大同小异的，不可理解。前苏联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就爱说某某是间谍，秘密逮捕，秘密处死。想要处死谁，这个罪名大概是最简便的。

　　这个案子一直牵连到告老还乡的第一任左丞相李善长。他被家中恶奴告发，说看到李善长和胡惟庸在一起谈话，说什么没听着。只见胡惟庸说话，李善长点头。这也就足够了。再加上点别的什么。于是，在打天下时被朱元璋赞为萧何的77岁的李善长被赐死。一族男女老少70余口，满门抄斩。还好，还留下了朱元璋的亲生女儿临安公主的丈夫，也是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及其他们的两个儿子。这也许是朱元璋大屠杀的惟一的一次例外。

　　胡惟庸案一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算告一段落，网绳暂时收起。10余年来，粗粗算去，共杀了大约3万多人。

　　人们还没等喘过气来，运动又来了。朱元璋很不幸，他寄予全部希望的年仅38岁的皇太子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一病身亡。这也许是老天爷对他嗜杀无辜的惩罚。这对于65岁的朱元璋来说，不啻当头一击。他左右权衡，最后选定了16岁的皇太孙朱允文[左加火旁]为接班人。朱元璋担心皇太孙势孤力单，便下定决心再进行一次大清洗。他要把功臣宿将收拾殆尽。

　　这就有了蓝玉案。蓝玉是朱元璋的一员战将。因战功累累，被朱元璋比喻为大破匈奴的汉代名将卫青和唐代名将李靖，并封他为凉国公。即是“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但在他回京上朝的当天即被捕，第三天就被处死。以后便是一连串的滥杀。因朱元璋年事已高，时不我待。这次是快刀斩乱麻，只用了两个多月，就杀了1.5万人。

　　除以上二案外，还处心积虑地处死了一批他认为是后患的耄旧老臣，如徐达等。

　　到71岁朱元璋死，功臣宿将几乎被他杀光了。

　　朱元璋有一个理论，睡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别人还有一个理论，修正主义分子就在你的身边，你怎么办？警惕性之高，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元璋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杀人就不必手软了。真可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我怀疑晚年的朱元璋神经有问题。但也只是怀疑而已。

　　但是，康熙帝没有妄杀功臣。康熙帝的曾祖父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祖父皇太极建立清朝，这两朝是在东北。父亲福临进驻北京，在位虽18年，但死时也只有24岁。所以，康熙帝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是，他实质上是不是开国皇帝的开国皇帝。然而，他所实行的却是开明宽松的政策。

　　康熙帝不滥杀人。对结党擅权的辅政大臣鳌拜的处治，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康熙帝智擒鳌拜后，立即宣布鳌拜种种罪行，最后总结说：“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恶迹，难以枚举。”[1]康熙帝既然作了明确表态，康亲王杰书等议政大臣便以极左的姿态，毫无顾忌地上了一道奏折，列出鳌拜的欺君擅权、结党乱政的30条大罪，并提议对鳌拜等予以严惩。对鳌拜一族，鳌拜本人，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立斩；妻和孙，罚为奴。家产籍没。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一律革职。对鳌拜的同党，如辅政大臣遏必隆等列出姓名的24位高官显宦，则建议分别立绞、立斩或凌迟处死。

　　面对这一要求立即严惩的奏折，康熙帝并没有头脑发热。他再次召见鳌拜，尽可能地弄清事实真相。本着“法外施仁，区别对待”的原则，康熙帝对鳌拜一案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处理。鳌拜，以功免死，终身软禁。其兄赵布太、其子那摩佛，从宽免死，加以拘禁。遏必隆，“无结党之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师及后加公爵。其原有一等公，仍准留与伊子”[2].过了几个月，又“特为宽宥，仍以公爵，宿卫内廷”[3].有几位还免罪留任，如山陕总督莫洛、山西巡抚阿塔、陕西巡抚白清额等几位封疆大吏，就都留在了原任。内外满汉文武官员，当时由于畏其权势而不得不依附者，也公开宣示，不予查处。此一大案，仅处死了9人。

　　为防止株连，对互相揭发告密的，公开制止。同时，又对被鳌拜迫害的官员，一律平反昭雪。一场大案，只用十天就处理完毕。从中不难看出，康熙帝举重若轻的处理复杂问题的才能。当然，他其时只有16岁。他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肯定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康熙帝对三藩中尚藩的裁撤，也是很讲策略的。平南王尚可喜坐镇广州，辖广东。吴三桂反叛后，尚可喜没有跟着造反，依然忠于清廷。那时，西边的吴三桂反，东边的耿精忠反，尚可喜腹背受敌。但他毫不动摇，坚决听命于朝廷。后来，尚可喜病故。其长子尚之信跟随吴三桂反叛。再后来，吴三桂病死，尚之信又投降了清朝。最后，康熙帝处死了尚之信，但对忠于清廷的尚可喜则加以优恤。对他的妻氏和儿子都给予宽免。这种区别对待的策略，使他轻松地裁撤了三藩。

　　终其一朝，62年来，康熙帝始终没有滥杀功臣。

　　他的心理素质是比较好的。

　　次说他没有迫害士子。

　　士子，就是儒生，就是知识分子。有些皇帝就是看不惯士子。他们总是要找士子的碴，小则训斥，大则治罪，直至砍头。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在公元前212年的一大事件，距今已有2200余年。前些年，有人煞有介事地分析道，什么轻儒、重儒，什么法家路线、儒家路线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儒士们在下边议论了他。他认为，是讥讽了他。这是对他的大不敬，一怒之下，就亲笔圈点了460余人，在都城咸阳公开处决，以儆天下。儒士们犯的是言论罪。议论的内容涉及到他，他不能容忍，故有此发作，与什么主义、什么路线无关。儒士们大可不必为他开脱。前些日子看一本什么书，书名忘却了。但书中有一句警世怪言却记得清楚。有个当代一方诸侯出言不凡地说，知识分子就是贱，你三天不收拾他，他就肉皮发痒。在此郑重声明，我引的是原意，不是原话。是的，这些知识分子是有些贱，人家杀了他，他还给人家找理由。什么主义、路线的。这不是发贱吗？而且是发洋贱。是舶来品。

　　其实，秦始皇只坑了460个儒，算不了什么。一个伟人就这么说。比秦始皇成绩大得多的皇帝，所在多有。而且，因为皇帝的智商绝对地高，杀人的理由也就十分奇特，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明太祖朱元璋，对儒士文人就又利用，又杀戮。他大兴文字狱。因为他当过乞丐式的和尚，云游时也许被人骂过盗贼，而且自己虽然当了皇帝，也感到不大理直气壮，所以，对有些字眼非常敏感。比如，“贼”、“寇”、“光”、“生”等字，他都怕听。朱元璋有喜庆的日子，让人们呈表祝贺。这些贺表都出自各地学校的名儒之手。贺表上都是一些颂扬吹捧的语句。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些颂扬吹捧的语句居然也出了毛病。如“垂子孙而作则”、“作则垂宪”、“建中作则”，他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这里的“则”是“贼”的意思，是在骂他当过贼。有一个贺表颂扬他：“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他硬说，“有道”是“有盗”，骂他是强盗。“青门”是“寺庙”，讥他为和尚。有一个贺表称“遥望帝扉”，他又看出了话外之音，说“帝扉”就是“帝非”之意[4].最典型的是，有一个贺表颂扬道：“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富于联想的朱元璋，听罢雷霆大怒，斥道：“这个腐儒竟敢如此侮辱我！”他认为，“生”者，“僧”也，骂他当过和尚：“光”者，秃也，说他是秃子：“则”者，贼也，骂他作过贼。他下令，对以上进表者一律处死。

　　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样的：“[阿Q]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5]鲁迅的讽刺挖苦，可谓入木三分。其灵感也许来源于朱元璋的文字狱。但其所讽刺的现象则决不止朱元璋个人。护短，对一个人来说，只是一个人的缺点；护短，如对一个民族来说，则是一个民族的毒瘤。

　　其实，论起文字狱，最富创造性的还是康熙帝的孙子乾隆帝。《清代文字狱档》中所记载的乾隆六年至五十二年的大小文字狱有60余件，远远超过了他的祖父与父亲。有一案该档未载，即“伪孙嘉淦奏稿案”[6].该案缉捕达1000人以上，受处分的督抚大员就有10多人。

　　而康熙帝只处理了2起文字狱案。最典型的是对《南山集》案的处理。翰林院编修戴名世私下编撰了有关明末清初的历史著作《南明集》，大胆用了南明永历的年号，这触犯了清朝的大忌。这是反叛清朝的铁证。事发后，刑部提出要株连九族。康熙帝十分冷静，他认为应从大局出发，处理过重，不利于团结。因此，只杀了戴名世一人，其余原定处死的100来人改为流放宁古塔，一共处分了300多人。以后又起用了为《南山集》作序的古文家方苞，并任命他为武英殿总裁。

　　康熙一朝，对士子是尊重的，也是重用的。这和康熙帝熟读儒家经典、深得儒家精髓，是紧密相关的。他对儒士文人是真正的重视，诚心的尊重，不是虚挂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上。在他执政的62年间，知识分子比较平静，没被折登。

　　后说他没有大兴土木。

　　皇帝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往往搞得民不聊生。有时甚至促成了人民造反。

　　秦始皇修长城，筑直道，营宫殿，造陵墓。到底动用了多少人力，史无统计。最近葛剑雄教授著文《秦皇汉武究竟征发了多少人力？》[7]，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据他分析，秦时全国人口大体为4000万，而被额外征发的人力为100万，占2.5%.好象是不重。但是，这100万人服役的地点是在咸阳一带和北部边疆，当地无粮，必须由外地输入。他认为，额外征发和远途运粮的人力加在一起，达2000万。也就是说，全国人口的一半是去服徭役了。

　　我们假定他的分析是正确的。那就可以看出，秦时徭役有多么重。无怪乎陈胜、吴广要造反了。秦二世而亡，也就不奇怪了。

　　而康熙帝一朝，很注意人民的休养生息。他对于黄河肆虐、漕运阻断，深为忧虑。主政之初，他就把河务、漕运和三藩等三件大事写成条幅，悬挂在宫中的柱子上，时时提醒自己。由于康熙帝的重视，黄河水患终于得到了治理，运道也得到了改善。这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较为稳定。在农业上，康熙帝鼓励垦荒，推广良种，轻徭薄赋，蠲免钱粮。尤其是实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税收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国库的收入也大大地增加了。总之，康熙帝没有大兴土木。

　　康熙帝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皇帝。他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他主张“以德化民，以刑弼教”，反对不教而诛。对自己、对未来，他胸中有一个理想境界：“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安，制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寝寐不遑。宽严相继，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8]这是康熙帝心中的乌托邦，恐怕也只能部分地实现。

　　康熙帝没有做的三件事，对官员、对士子、对子民，无疑是有利的，对国家则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