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晚，浙江一位妈妈被女儿用刀砍伤了手臂和背部，只因她不让女儿上网。据说，正读高二的女儿迷上了网络，每天上网。那天8点刚过，女儿又打算和往常一样到网吧上网，妈妈拼命阻止，气急败坏的女儿挥刀砍向拦在身前的妈妈，然后跑了出去。

　　妈妈来到医院急诊科时，左手手肘一直滴血不止，背部还有一道明显的刀伤口子。医生给她清创、缝合时，她的眼泪和着鲜血一起流淌。有人说她女儿是“网瘾发作丧失人性 ”。

　　上网成瘾走向极端的例子不在少数，网瘾的危害也日益被人重视。“说实话，我们至今没能找到较好的方法去帮助这些人。”卫生部门有关人士坦言。最近，另一则和网瘾有关的新闻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浙江省宁波戒毒研究中心通过媒体发布了免费为30名网瘾患者治疗的消息，第一次对网瘾用上了“药物治疗”的手段。

　　消息一出，各方反应不小。据该戒毒研究中心主任、宁波市微循环与莨菪类药研究所所长杨国栋介绍，消息发布的第一天，30个名额就被预订一空，“之后更多的报名者只能回绝了”。而同时，质疑声四起，除了医学方面对“合理性”的探讨外，也有对这种“治疗”中“医患”双方的权益保障、风险预期等“合法性”问题的追究。

　　近日，记者来到宁波，走进了该戒毒研究中心，见到了正在那里治疗的几个孩子。

　　破不了的纪录和随身带的网卡

　　小凌(化名)还在读高中，近几天跟妈妈作了一次“交易”：他住院治疗网瘾，妈妈给他买个手机。

　　见到他时，他刚吃好中饭，忙着用新手机发短信。“别网瘾治好了，又迷上发短信了！”有人警告他。他抬头看看，推了推眼镜：“不会的啦！就是上网，我每天也只有两三个小时。”

　　“这也能算是瘾？”之前一直没吭声、住小凌对床的小亮(化名)发话了。

　　小亮原本早该职高毕业寻份安稳工作了，却被网瘾耽搁了。“休学也是为了它。”小亮微微一笑，像是有点追根溯源的自豪感，“其实从幼儿园开始，我就迷上打游戏了，那时偷着去游戏厅。我现在的胃病就是那时打游戏机打出来的。”

　　他至今还耿耿于怀：“我有个朋友，创造了4天5夜连续上网打游戏的纪录。我冲刺过，熬了整整4天4夜，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小亮说，这4天4夜他吃得很少，走出网吧时，人已经恍恍惚惚了，还感觉喉咙充血。“回家之后睡了两天两夜，做的梦都是游戏里的。”

　　“其实也不是每天都去或都能去网吧的，有时也能憋住不去，但这种日子不多。只要准备去了，一踏进网吧，就是‘轻度’了；12小时一过，马上变‘重度’。”小亮所谓的“轻度”、“重度”是指上瘾的程度，倒颇有些专业术语的味道。

　　记者在宁波戒毒研究中心主任杨国栋的备课材料中，发现了一篇摘自福州市《上网成瘾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中“青少年网瘾的分期”。它把网瘾按程度分成3个时期。第一期属于接近成瘾期，明显的特征是每天必上网打游戏，一放学就进入网吧或回家上网打半小时至1个小时游戏，做作业之前要先上网打一会儿游戏，不上网就有点心神不宁。第二期就是小亮说的轻度成瘾期，每天上网约2小时，不上网会焦虑、紧张、敏感、坐卧不安、注意力不集中，对许多事情都失去兴趣。第三期则是重度成瘾期。小亮没记错，那时就是把上网当作最重要和最幸福的事情了，每天要上网5小时以上，而且不知疲倦，可以不吃不睡；只要不上网，就会严重焦虑，有的甚至会出现生理上的反应——颈背肌肉痛、口渴、咽干、喉部梗塞、手脚麻木、头胀等等。

　　这些症状小亮都经历过，还可以在同一时段跨越3个时期。小凌看来还在第一、第二期之间“徘徊”。

　　“杨教授说我有戒除的决心。”小亮说。

　　这时，旁边有人问小亮：“把希望寄托给杨教授还是自己？”

　　“当然是自己了！”

　　“如果把上网的瘾头压下去了，但对其他事情的兴趣也没了，那该怎么办？”

　　“我？早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

　　在我们临走前，小亮忽然想起了什么：“我袋子里还有一张网卡，没用过，总是‘时刻准备着’的。到了这里也没拿出来。”

　　谁来破除“网瘾综合征”

　　在2002年，小亮迷上CS游戏时，“就发现自己不对了”。有一次，他听说有地方上网比较便宜，就骑了好久的车赶过去，刚玩了没多久网吧停电了。网瘾正浓的他半夜里骑着车又赶了15公里路，到另一个地方继续“战斗”到天明。

　　“过去我听广播里说有‘心理治疗’，就跟老爸讲，被他骂了一顿。这次是我坚持要来，老妈支持我，不用钱的呀。”

　　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最近一次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我国的上网用户总人数为8700万人，半年内增加了750万人，增长率为9.4%，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7.9%，是1997年10月时的140.3倍。历次调查结果都显示，网民中18～24岁的年轻人最多。

　　这次调查结果还显示，网民们平均每周上网12.3个小时。其中，认为玩网络游戏对其学习、工作、生活有“负面影响”的占52.8%。

　　其实，上网成瘾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2年前，来自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地的数十位心理学家就曾专门对网络心理学开展学术研讨。目前，因沉溺网络不能自拔而产生的上瘾问题，已被称为“网瘾综合征”。

　　正是在吸收这些信息之后，宁波戒毒研究中心对网瘾这一课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杨国栋认为，网瘾与毒瘾有着非常相似的物质基础，“酒瘾、赌瘾等等都是”。据介绍，他这个戒毒研究中心收治过各种类型的有“瘾”之人。

　　杨国栋主张，戒除网瘾，要以心理疏导为主，结合莨菪、针灸、中药治疗等方法多管齐下。“用莨菪类药物属于‘老药新用’。这些‘网瘾治疗者’从某种程度上讲扮演的是‘受试者’的角色。”宁波戒毒研究中心还专门为此购置了先进的医疗器械。

　　小亮他们住院之前，除了要接受书面问卷调查外，杨国栋还会与每个人都充分交流。“我想找出致使他们上网成瘾的原因，来自自身还是父母，或者其他原因。”

　　但毕竟，用治“毒瘾”的法子来治“网瘾”是个未经实践证明的新尝试，所以也有专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有的认为网瘾和毒瘾大有区别——吸毒上瘾是因为毒品的刺激，使身体对毒品产生依赖性；而依恋网络主要是心理作用。也有的对吃药打针戒除网瘾表示担心——网瘾是没有了，但生活的乐趣也可能因此荡然无存。对此，杨国栋表示，他将会以事实疗效说话。

　　风险告知尚有缺失

　　记者采访时已是免费治疗消息发布几天后，该戒毒研究中心已经收治了5位“病人”。体检之后，每位“病人”都要和戒毒研究中心签订《网瘾人员脱瘾治疗协议书》。

　　这份1页纸的协议书约定了“网瘾治疗者”应遵守的病房制度和需注意的问题，基本沿袭了“吸毒成瘾者脱毒治疗协议”的形式，并没有因为这次具有“试验”性质而增加风险的告知和双方责任的约定。

　　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赵丽华律师对此很有担忧：“任何一种新药或是‘老药新用’，都应该有一个严格的试验过程。用原有的药开拓新的治疗领域，治疗方式、治疗效果等都会不同，风险不可避免。”

　　赵丽华认为，戒毒中心和“网瘾治疗者”之间签订协议书是可行的，特别是面临一种新的治疗方式时。目前看来，签订协议的双方有着明确的医患关系。而且，“戒毒研究中心是医疗技术和知识的掌握者，所以有义务将治疗的方式和风险都告知患者，患者有知情权”。赵丽华还反复强调一点：“将来万一出现问题，戒毒研究中心绝对不能以免费为由推卸责任。”

　　“如果出现有人担心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那就是出现了其他不良反应，属于并发损害。患者有权要求索赔。”所以赵丽华认为，即使是出于“自我保护”，戒毒研究中心也应该在协议书中详细地约定风险责任分配，甚至为患者购买保险。

　　不仅在法律专业人士眼里，就是在医学专家看来，免费治疗的“好心”，也需要按规范走程序。

　　中国药理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药理学会理事长、浙大医学院药理学教研室主任魏尔清教授介绍说，药物应用若是超过原定范围，应重新申报药物监管部门，经批准才能使用。“用莨菪类药物治疗网瘾，仍然是用作浅麻醉消除‘戒断综合征’，是在适应症范围内改变，应属没有超出范围。”

　　“但这毕竟属于药物临床试验的范畴，操作时应有程序规范。”魏尔清说，受试者有权在试验的任何阶段随时退出而不会遭到歧视和报复。

　　“在以人为试验对象时，还应遵守伦理原则和科学原则。伦理原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需要由伦理委员会作出审核，评估受试者到底是受益大还是受损大；二是受试者必须签订试药知情同意书，可能得到的受益和可能遇到的风险都必须说明。另外，一旦出现风险谁来承担，也要告知受试者。”魏尔清说的这些，在2003年9月开始实施的国家《药品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中都有明确规定。

　　据悉，宁波当地尚无医学伦理委员会，该戒毒研究中心的这次“试验”是否经过上述程序，尚不得而知。

　　“可以建议宁波市卫生局为市级医院共同组建一个伦理委员会，今后在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就可以更加规范。”魏尔清还建议，“协议书”改成“知情书”更为妥当，而“试药知情同意书也应该得到伦理委员会的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