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然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多，所谓人生经历就是个不断和人交往的过程。碰见的中国人有可气可笑的，碰见的外国人中免不了也有。接下来的故事，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东京有家大出版商名日“二见书房”，连续翻译出版了我两部书一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早安朋友》（日文译本为《早熟》），不但没给我打招呼，样书也不给，更不用说版税了。中国人向来有“不蒸馍馍争口气”的说法，於是趁日本共同社上海支局长高田智之采访我，就让他评理，他听了极为我不平，写了篇报导登在日本报纸上。“二见书房”招架不住，终于通过高田先生给我来了封信，大意说，当时考虑到张先生不便（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受到批判），所以我们自行翻译出版了，现在我们表示深深的“谢罪”。整封信里找不出“版税”二字，真有点幽默感。我回信道，你们的信使我想到一则寓言：一个姓张的小贩在集市上卖酒，人告他卖的是假酒，把他拖到派出所，而另一个小贩趁机将酒拉到别的市场上去卖了。等张姓小贩弄清是非出来，找这小贩要酒钱，这小贩却说，您老人家那时在派出所，设法跟您联系，现在我表示深深地“谢罪”，酒钱嘛，没有的！最后，我不客气地告诉他们：“收回你的谢罪，付出你的现款！”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世界上到处都有痞子，“全球同此凉热”，有什么办法呢？直到１９９３年宁夏书法家代表团访问东京。柴建方还看到超级市场里摆着我的作品。他买了一本回来，定价１３００日元。据说此书发行的时候日本各大报登出大幅广告，说是“现代中国的《金瓶梅》”（那时《废都》还未出版）。把我抬举了一番，我还不领情。

　　痞子过了又遇见君子，因而不用“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人怎么能行？日本有一家文学协会，翻译出版了我的《土牢情话》，译者大望浩秋。有“二见”的经验，我压根没想到要钱，而他们却托人把版税带到北京，尽管不多，我竟有喜出望外的感觉。中国人似乎向来有个“人心换人心”的传统心理，钱可以不要，人心非要不可。如今你给了人家一张热脸，而人家却给你一个冷屁腔，怎么也叫我想不通。

　　其实我对日本人和对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东南亚人、俄罗斯人、犹太人、黑人……白人等等人一样都很喜欢。在各国旅游时，常见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排着整齐的队形，在一面小旗子和哨音的指挥下统一参观的情景。尽管在香檄里檄大街上或卢浮宫里这样拘谨地游行未免有点可笑，可是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我曾暗暗想过，这样的民族是很难战胜的，在某些方面可作为其他民族学习的好榜样。然而和德国人一比，立刻会对他们失望，虽然队列艰整齐，旅游的队列也几乎走遍全世界，但他们在世界各地却没有学到什么看到什么，依然心胸狭窄。

　　我有幸到过以色列，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暂且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给我的震撼，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却不由得对德国人产生了好感，当然是除法西斯之外的德国人。陪同我们的以色列外交部官员介绍，建造“纪念馆”时，德国人出的钱最多，而现在来旅游参观的也是德国人最多。我亲眼看见不少德国游客在纪念碑前脱帽致哀，我也立在碑前，我觉得我是既向死难的犹太人致哀，也是在向德国人致敬。那位以色列外交官已六十高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今天他对德国人已毫无芥蒂，跟德国游客谈笑风生，常常把我们撂在一边。如果说日本人是很难战胜的，那么德国人不“战”，就“胜”了！

　　柏林、德累斯顿在二战中挨的炸弹炮弹燃烧弹所造成的损失、死亡的人数不比长崎广岛少多少，不过长崎广岛人的死亡方式毕竟有所不同，今天纪念他们有另一层政治意义然而假如德国人要纪念柏林和德累斯顿挨炸，凭他们的聪明劲儿，也不是想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我们应该理解和同情日本人对核武器的特殊憎恨，但过份喊冤叫屈也令人反感。核武器是全世界人都厌弃的，现在好像成了日本人特有的“情结”。日本著名女作家、《华丽家族》的作者山崎丰子八十年代中期特地到宁夏来访问我，山崎女士学识渊博，修养很深，谈吐高雅，特别是对人谦恭有礼，弄得不拘小节的我常常手足无所措。但一谈到原子弹，我就按捺不住地要反驳她几句。说到中国的“文革”，山崎女士也极痛心，她说，中国的“文革”就像日本挨的原子弹，对人民都是一场大灾难。我说，中国的“文革”可和日本挨原子弹不太一样，“文革”是中国人自己整自己，其实中国人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任何别的国家，老百姓完全是无辜的，“文革”对中国人是一场无妄之灾，而日本人挨了原子弹，却要思考思考自己在别国的领土上先干了些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在你头上扔原子弹。这个问题槁不清楚，日本人永远不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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