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武侠文化在中国有着极其特殊的文化地位。从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到今天，我们的**对这一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执着的偏爱。武侠人物受到崇拜，武侠文学不断掀起阅读热潮，而武侠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已经悄然扎根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之中。上世纪50年代在**文化圈中开始的最近一次武侠热潮，由于新派武侠小说的推动，在近40年的时间里历久不衰，所吸引的读者群覆盖社会各个阶层，其影响面之广，人数之多，远非其它文学作品所能企及。然而，进入21世纪后，武侠小说在武侠热潮中的地位开始渐渐衰退，在一份南京大学“金庸爱好者协会”2003年所做的调查中，他们纪录：“就像60年代、70年代人总觉得80年代之后生人离武侠文化越来越远一样，现在校园的年轻一代也常常不能理解前80年代人对武侠世界的刻骨铭心的成长记忆。他们本能地拒绝对武侠情结的刻意挽留和沉迷。虽然现在大学校园中的人大多已经在中学时代就完成并告别了武侠阅读高峰期，虽然仍然有一部分人在大学时代继续在武侠世界中浮游，还有一部分刚刚开始了自己的武侠扫盲，但这种浮游和扫盲越到低年级，就越呈现出娱乐消遣的游戏性质。”

　　在以武任侠的生活方式彻底消亡的现代社会里，原创武侠文学的资源贫乏造成了武侠文化青黄不接的尴尬现状。虽然近年来各种根据武侠经典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层出不穷，但这些电视剧几乎无一不充斥着娱乐文化下的浮燥气息，粗制滥造的“原创”剧本更是屡见不鲜。而武侠世界中那些天马行空的奇幻景象，在电视这种表现形式中也很难得到原汁原味的体现。至少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来，电视能否取代武侠小说成为新武侠文化的传播工具非常值得怀疑。

　　而不可否认地，角色扮演类武侠电脑游戏(以下简称武侠RPG)的出现，给年轻一代带来了亲身扮演武侠人物的机会，极强的带入感甚至已经颠覆了原有的武侠语境和接受方式。从1990年大宇资讯的DOMO工作室推出第一部武侠RPG游戏“轩辕剑”开始，武侠RPG迅速在中国年轻一代当中风靡开来，并在近10年的时间内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游戏产业“永恒”的投资热点。根据《大众软件》杂志发布的《中国电脑游戏产业报告》，1999年国产RPG游戏的产量为18款/年，而到2003，则达到了年产77款之多，无论从产量还是收益上都稳稳盘踞着国产单机游戏的大半江山。而这些国产RPG游戏当中，以武侠为题材的RPG游戏又占了绝大多数。武侠RPG游戏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制作规范和模式，也打响了几个自己的品牌。它们有的改编自武侠经典著作，有的依托于已有的传说和故事，还有的全部为原创作品。在发展过程当中，武侠RPG的形式在逐渐朝开放性转变(虽然步伐比较缓慢)，在思想内容上也渐渐摆脱了既有武侠作品的约束。总体来说，中国武侠RPG游戏作为一种带有互动色彩的叙事方式，已经全面地为年轻一代所接受，并大有接替武侠文学，重整武侠文化之旗鼓的势头。

　　当然，武侠RPG这一形式并不是尽善尽美。事实上，由于它存在形式死板、情节单一、技术水平不高等缺点，一直遭到业界人士的诟玻随着网络游戏的高速发展，以武侠为题材的国产网络游戏纷纷出炉，而这种基于欧美格斗RPG(或称ARPG)风格、并深受韩国网游影响的游戏模式并没有在游戏内涵和形式上实现突破，反而更加激化了人们对武侠RPG游戏深刻的危机感。探讨武侠游戏出路的呼声此起彼伏，但究竟是什么制约了中国武侠RPG游戏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得出一致的定论。

　　笔者认为，探讨武侠RPG游戏的成败得失，就必须对中国武侠文化溯本求源。只有当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武侠文化之后，我们才能得到衡量一款武侠游戏孰优孰劣的标准，或许，还会在柳暗花明之处，找到通往更广阔武侠天地的幽僻小路。在所谓武侠文学已经淡出大众视野的“后武侠”时代，探讨这一话题似乎显得更具有实际意义。

　　正文

　　第一部分武侠文化溯源

　　武侠文化，包括武侠、武侠文学及武侠伦理三部分。武侠通过行侠仗义的实践活动阐发、实践武侠伦理；武侠文学靠纪录武侠事迹表现、总结武侠伦理，三者互相促进、互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武侠文化现象。由于武侠文学内容太过庞杂，此处从略，以下，将分别从武侠和武侠伦理两方面综述武侠文化的发展历程。

　　1武侠

　　中华**的尚武性格，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部落之间激烈频繁的交战促使原始先民们非常重视武备教育，并对孔武有力、轻命勇猛的战士倍加推崇。先秦时期，民间社会出现了一批武艺高强的武士。司马迁《史记#8226;周本纪》中记载了先秦时神射手养由基事：“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成就了流传至今的“百步穿杨”传说。汉赵晔《吴越春秋》里还纪录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较完备纪录的女剑士——越女。她开创的越女剑法在金庸《射雕英雄传》中仍能找到影子。但是，这些武者还都没有将武术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很难称他们为“侠”。真正将武与侠合而为一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一批刺客、游侠。

　　“侠”一词出现于战国晚期，是“养士”之风盛行的产物。《韩非子》给“侠”下的定义为“弃官宠交谓之有侠。”在最早的武侠中，最著名的有晋国的豫让，吴国的专诸、要离，齐国的聂政，卫国的荆柯。他们并不全都精通武艺，但经历却非常相似：最初都是蛰伏民间下层的豪杰或游侠，后来受到某些权贵的赏识和敬重，于是他们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而舍身行刺这些权贵的仇人。如豫让，为了报答智囊子的尊重和重用，不惜入宫作**，伺机行刺其仇敌赵襄子。一次行刺不成，被赵释放，又自毁容貌，行乞于市，埋伏于赵必经的桥下再次行刺。再次失败后，豫让要求赵在处死自己前成全他的“死名之义”，拔剑三跃，猛击赵的衣裳，仰天大呼“可以下报智伯矣”，伏剑自杀。他与聂政、荆柯等一样，生活在民间社会，不图富贵，崇尚节义，身怀勇力或武艺，为报知遇之恩不惜损身以殉。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中国最早期的武侠人格特征和伦理价值取向——士为知己者死。这一新型观念对民间社会影响重大，知恩图报，从此成为了中国大众的行为规范和积淀于文化深层的古老**传统。

　　至汉初，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豪侠之风大盛，民间武侠势力得到迅猛发展。据《汉书#8226;游侠传》记载，在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京师重地，居然被“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四个豪侠划分了势力范围。至于“郡国豪杰，处处各有”。豪侠成为地方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并通常都是权贵拉拢的对象。很多豪侠开始“结党联群”，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再是先秦时期的游侠了。司马迁感觉到武侠分化的现实，将汉代武侠分为“匹夫之侠”、“闾巷之侠”和“乡曲之侠”。前两者具备战国游侠遗风，“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而“乡曲之侠”则被司马迁指责为“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司马迁因“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而心“甚恨之”，于是作《游侠列传》，详细勾勒出了“侠”的基本特征：“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焉。”可以说基本涵盖了后世武侠的人格特征和价值标准。可惜的是，至魏晋六朝时期，习武“任侠”成为了贵族子弟“声盖少年潮的时髦风尚。贵族使人庚信的《侠客行》描写了这些贵公子的“游侠”闹剧：“侠客重连镖，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惊花乱眼飘。酒熏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

　　魏晋以降，侠的概念扩大了，凡是以武挟制人、放荡不羁、行踪不定的人都被认为是侠。到了唐朝初年，带有侠义色彩的民间杂技艺人遍布市井当中，而“任侠”已经和游宴、狎妓、求仙一样，成为权贵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从王维《少年行》中可见一斑：“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在此期间，游侠之风影响了上层社会的文人儒生，文人不仅在服饰、交际上模仿武侠，而且也推崇武侠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儒”、“侠”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短暂的交融。这种交融催生了唐代的咏侠诗潮和边塞诗，以及晚唐的传奇小说。李白在著名的《侠客行》中塑造的那些“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士形象在千年之后仍然显得光彩照人。而边塞诗则第一次将侠义精神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实现了侠义的升华。

　　在这一时期，儒家讲求政治秩序的观念开始在武侠伦理中渗透，先秦肆恣遨游的游侠和汉代称霸一方的豪侠都退出历史舞台，转变成了游离于主体社会之外的“隐侠”。“侠义观”的出现使“侠”的行为被局限在“义”的范畴中，多多少少带有了维护封建秩序的色彩。这就为宋后期“忠义观”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唐朝中后期，藩镇内乱严重，各地节度使们为保住并发展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勾结朋党，一方面暗地厮杀，暗杀之风开始兴盛。在唐传奇中，刺客多为武功高强，行踪诡秘，多隐忍于社会底层的人物。如袁郊所做的《红线》，就描写了一位隐居的女侠(红线)，为了消弭战祸，夜入魏博节度史卧室，盗取金盒示警的故事。另外，唐代社会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现实，以及统治阶级对市民势力的强大压力，也使唐中后期的武侠具有了隐忍之风。他们或隐于朝野，或隐于市井，隐藏其武功，平日一如常人，一旦出手则矫若神龙，事过之后，立即飘然远去。因此，隐身藏形，成为唐代武侠的一大特征。

　　进入宋代以后，随着武术的日益普及，各种武术套路渐渐成型，继而产生了带师徒关系色彩的武术团体。他们都尊奉以“侠义”精神为主体的行为规范和禁忌，无形中就形成了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社会范畴：武林。宋代理学极度发达的社会风气使这种基于侠义观念的武林规矩具有了某种法律化的色彩，维护规则的德高望重者会受到赞誉，而那些破坏规矩为非作歹的人则会被称为“武林败类”，受到整个武林的诛杀。

　　宋之后的封建王朝，专制制度强化，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吏治腐败，民不聊生，使大量下层人民铤而走险。他们聚众结义，杀富济贫，并多聚集在大山深处。这就形成了武侠赖以栖身的另一个场所，绿林。这种武侠与盗寇的结合改变了武侠活动的一些特点。比如，以前的侠士一般独来独往，而这时期的武侠则重结义，尚群体，多有改朝换代、替天行道的壮举，其意义大大超出传统行侠的范围。如梁山泊好汉和方腊等。他们的行动将武侠精神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金庸语)。而宋代激烈的**矛盾也催生了武侠精神的最后一次升华，产生了强调关注国家**命运的“忠义观”。至此，武侠以“为民除害”、“为国争光”、“维护国家**大义”为己任，其形象和独立崇高的人格精神都已臻成熟完美境界。武侠成为了佩剑的民间神，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广大人民所崇拜。

　　2武侠伦理

　　从先秦时期的“士为知己者死”，到南宋后期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武侠精神经历了一次升华的过程。武侠伦理不仅仅是武侠人物的行为准则，更成为中华**广大民众意识深处的最高伦理价值和行为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武侠文化传统意识，则已经积淀成为中华**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深深植根在中国人的**性格当中。

　　1)快意恩仇，睚眦必报。报恩意识是武侠精神的最初源头。“士为知己者死”，自先秦以来就已经成为武侠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个出自武侠的精神信条，后来广泛地为平民大众所接受，成为了中国大众的一条基本伦理规范。古老的报恩意识可在春秋战国刺客们的事迹里找到源头。如前面提到的刺客豫让，为报智囊子知遇之恩几次行刺其仇敌赵襄子。被擒后，赵问豫让：你最初投靠的范氏、中行氏都被智囊子灭门了，你为什么不替他们报仇而去投靠智囊子，并对他这么忠诚？豫让回答：“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待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种朴素的报恩意识，体现了平民阶层要求体现自我价值、并与贵族阶层取得精神对等的观念，深得平民阶层认可。

　　先秦游侠极端重视个人价值实现的心理，到了汉之后就发展成一种“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的复仇意识。即使是拥有崇高社会地位的“宿德大儒”，也会因为少年时兄弟被杀而“手刃报仇，因亡命”。这种看似恩怨分明的报恩意识和复仇意识为后代武侠继承下来，形成了武侠精神中快意恩仇的传统。

　　快意恩仇的意识是武侠精神中最古老的核心元素之一，但如果过分偏执于狭隘的报恩和复仇，便会容易引发怨怨相报的悲剧。对于这一点，古往今来的武侠著作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否定。武侠小说家金庸更是提出了“仁者无敌”的口号，来平衡快意恩仇的传统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仁者无敌，出自《孟子》：“勇者无惧，智者无惑，诚者有信，仁者无敌”。以仁者爱人之心对待恩怨仇杀，不失一种儒侠的翩翩风度。

　　2)守信重诺，一字千金。武侠的另一大特色就是遵守诺言。司马迁在《史记#8226;游侠列传》中评价侠士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又说：“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1这两句话提到的“侠客之义”其基本内涵都是“守信重诺”，也就是司马迁概括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这是武侠最根本的人生观，也是武侠阶层伦理观念和德准则的核心之一。大诗人李白在《侠客行》中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就是对这一品格的形象描述。“守信”的传统，不仅成为武侠精神中最重要的核心要素，而且也随着武侠精神在大众社会中的传播得到了普通民众的认可，成为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中最为推崇的美德之一。

　　3)除*去恶，舍己助人。司马迁归纳的“侠客之义”中有一条重要的行为规范：“千里赡急，不吝其生”。武侠救人急难的行为准则，是侠义精神在民间得到广泛推崇的重要原因。久而久之，在民间社会就形成了以“舍己助人”为荣的伦理观念，最终成为中华**道德伦理体系中的传统美德之一。而打抱不平则是武侠精神中境界较高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是对“千里赡急，不吝其生”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武侠小说《三侠五义》中说：“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可谓对见义勇为精神的精确注脚。宋以后，道德观念迅速普及，而社会的黑暗现实又使百姓无法从**机构享受真正的正义，因此，除暴制恶、普济众生等观念在武侠伦理中出现，并得到了普遍承认，成为近代武侠精神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了。

　　4)厚施薄望，重义轻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侠客不但要勇于救人急难、舍己助人，而且在助人之后还应该不接受报答，不贪图扬名。大侠朱家在“佯装不知”的情况下帮助季布躲避通缉之后，竟宣布“终身不见”季布。他的人生信条是“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正因为这种济人之危又不图报答的品质，朱家才得以扬名天下，“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后世的侠客也纷纷以朱家为榜样，李白《侠客行》中所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正是对行侠不图名，仗义不为利的武侠形象的最好写照。这种重义轻利的观念与之前的恩仇观、诚信观、助人观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最为传统的“侠义”观念。而知恩图报，守信用，厚施薄望，助人为乐等精神，也成为了中华**的传统美德。

　　5)义气相托，为民为国。经历了唐代“儒”“侠”精神的交流融合(见“武侠”唐代部分叙述)，和宋代“新儒学”的普及发展，宋代之后，武侠精神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变，传统的“侠义观”变成了“忠义观”。虽然仍保留着传统的对下层人民的关怀精神，但宋儒“民胞物与”的观念赋予了民众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被武侠阶层接受，这丰富了武侠精神的内容，“对国家**忠诚”的观念出现了。

　　另一方面，宋代社会严酷的社会秩序促使武侠与盗匪合流，也产生了许多秘密会社和镖局等组织。这些组织朝不保夕的动荡生活决定了其内部都非常重视成员间的忠诚与团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绿林社会内部人际关机的准则，也就是现在为人熟知的“江湖义气”。组织的成员往往能为了朋友兄弟不惜牺牲一切，而违背江湖义气的背叛行为则会为绿林武侠所痛恨，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兄弟朋友义”和“对国家**忠”合在一起，就是宋代独特的武侠“忠义观”。

　　如果说兄弟义气是一种比较狭隘的武侠精神，具有更多消极意义的话，那为国为民的忠诚观念则体现了非常崇高的**品格。北宋武侠已经普遍将“救民水火”、“为民鸣不平”视为自己的职责和义务。汾州义侠王寂，面对一邑尉口述其贪污受贿虐民等三大罪状，将其“就斩”于马下，谓：“尉不法辱人，不杀之，无以立勇。”这是武侠为民请命公然反抗官府苛政的一个例子。南宋之后，异族入侵，倭患横行，**矛盾尖锐。武侠纷纷以**大义、国家利益为重，奔赴御倭前线。明《云间杂志》中记载了一个丐侠“张二郎”的事迹：张二郎本为隐迹风尘的丐侠，为抗倭而从军，屡次立功，“时斩倭首以献”。论功行赏时，他把赏给他的银牌犒金交归府库，自己分文不龋其爱国之心拳拳可见。近代武师霍元甲，创办精武体育会，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作为办会宗旨，并以“不准以我之拳头加予同胞身上”为根本戒律，被武林誉为“精武精神”。香港著名小说家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借“大侠”郭靖之口说出了他的侠义观：“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里的“大侠精神”就是侠义传统与儒家的最高价值标准完美结合的产物，是成熟完整的武侠精神。具有“为国为民”精神武侠形象，则成为中国**理想中最完美的英雄形象，受到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崇拜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