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辉，今年39岁，无业，河北石家庄人。他曾患严重肾病，长期透析治疗让他生不如死，肾移植是唯一的治疗希望。

　　为了得到一颗健康的肾，朱军辉曾先后向北京、长沙、南京等多家医院提出移植申请，然而排队苦等五年之后，还是没有等到肾源。看不到希望的他，于2011年春天，选择了非法渠道进行肾移植。

　　2011年7月，进行后续治疗的朱军辉在北京住院。一天，一名男子来到他病床前，发了一张名片，上面名字是曹奕，是安徽做肾脏供体中介的。

　　与此同时，不少病友得知朱军辉成功找到肾源，纷纷找他探听消息。

　　一方面有患者需要肾源，愿意出钱买，一方面有肾脏供体中介，有人愿意卖肾，何不给他们牵线，自己从中赚钱呢？朱军辉决定一试身手。

　　他清楚，组织卖肾，除了有卖肾者(供体)、需要肾移植的患者(受体)之外，会做肾移植手术的医生、能提供手术室的医院才是最关键的。

　　鄂丽军和朱军辉是在网上认识的。鄂丽军家住陕西西安，因为妻子有尿毒症，一直在等待配型成功做换肾手术，他经常活跃在网上，留意这方面信息。鄂丽军很爱妻子，他希望早点把妻子的病治好，还想尽快生个孩子。当然，无论是眼下治病，还是以后换肾、术后康复，以及将来生孩子，都需要不菲的一笔钱。鄂丽军需要钱。

　　朱军辉需要一名能做肾移植手术的医生，而鄂丽军恰好认识这样一名医生。多年来带妻子到处看病，鄂丽军认识了河南省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副主任医师刘永生，他认为刘医术不错，是最合适的人选。

　　40多岁的刘永生具备肾移植手术资格，是医院的业务骨干。刘永生刚开始对鄂丽军的提议并不感兴趣，曾多次回绝鄂丽军的请求。但禁不住金钱的诱惑，抵不过鄂丽军的软磨硬泡，他终于被说动了。鄂丽军也由此成了一名医生中介。

　　一家医院的出现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南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于建铎是建南医院的院长，河南濮阳人，毕业于某医科大学、30岁出头的他踌躇满志，欲干一番事业。2011年底，他在一个饭局上认识了朱军辉。

　　朱军辉提出想利用建南医院的手术室进行肾移植手术，由医院提供手术室、医生助手等。朱军辉说，“我不会叫你白帮忙，我给你10万块钱作为医疗合作金，每做一台手术我再给你4万块钱的好处费”。

　　建南医院没有做肾移植手术的资质，因为担心手术风险，于建铎提出10万元不行，让朱军辉交20万元作为医疗合作金。几天后，朱军辉将20万元现金交给了于建铎。

　　朱军辉开始忙碌起来。供体、供体中介，受体、受体中介，医生、医生中介，医院、医院的医护人员……每个环节都要保证万无一失。作为各环节纽带的朱军辉分身无术，于是找来以前认识的黄冠铭(也曾卖过肾)、周树成做助手。根据黄冠铭能说会道、有文化、脑瓜机灵的特长，安排他接送供体、受体，带供体、受体体检；根据周数成老实、可靠的特点，安排他在医院看护做手术的供体。

　　万事俱备。2012年3月的一个周末，鄂丽军从西安租了一辆车，一大早便出发了，他先去郑州接上刘永生，然后往石家庄赶，一路狂奔。到石家庄后，朱军辉安排两人在宾馆稍事休息，然后便迅速投入手术。

　　2012年3月，第一台肾移植手术即将在建南医院的手术室进行。手术前，院长于建铎精心安排包括潘红旗等几名手下协助，并特别交代“不要留手术记录、不用写病历”。

　　这天夜里，朱军辉领着做手术的几个人，从医院的后门悄悄进了医院。途中，供体被蒙上了眼睛。术后，受体转到大医院继续治疗，供体在这家医院康复治疗。

　　2012年5月，安徽的曹奕给朱军辉打电话，说有三台肾移植手术要做，让他帮忙找医院，朱军辉均安排在建南医院。刘永生也一次次在鄂丽军陪同下频繁往来于郑州、石家庄之间走穴。虽然十分辛苦，但收获颇丰，按照每台手术4万元的约定，鄂丽军都当即兑现。

　　从2012年3月至7月，在于建铎的医院内先后进行肾移植手术10台，朱军辉每次手术过后，都及时将4万元送到于建铎手中。于建铎也没有亏待他的手下，每次都以加班费、补助的名义给他们发钱。

　　什么人在组织卖肾

　　于远军(黑龙江省密山市人)是供体中介环节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一名供体圈养人。

　　2011年夏天，在网上联系了七八名年轻男子之后，于远军在网上联系了5个受体中介，并把供体提供给他们进一步检查身体，只可惜这几个供体都不合格。于远军没有挣到钱，就回黑龙江老家了。

　　2012年3月，于远军从老家回到石家庄，这一次，他在市内两个小区租了两套房子，伙同他人一起圈养了十五六个供体。

　　非亲属关系的供体与受体要想配型成功并不容易，都要遇到合适的对方，这需要时间等待。可对于一个欠下赌债、急于卖肾换钱的供体来说，他往往等不起。于远军差点被这样一个供体举报，“他心态不好，着急手术，不愿意等了，后来还喝酒，说要举报我”。

　　2012年5月，于大军感觉在石家庄已经不安全，就把供体全部转移到了山东省济南市一小区居民楼内。他派手下李超负责圈养管理供体、检查等事项。李超到济南后也开始通过网络招募供体。

　　洪岩、张建、冷晓光是于远军招募的供体，他们三人在等待卖肾过程中，渐渐成了于远军的助手。后来，于远军圈养的两个供体与受体配型成功后，在朱军辉安排的建南医院进行了肾移植手术，于远军小赚一笔。

　　那些卖肾的年轻人

　　刚满18岁的张某是甘肃人，无所事事的他迷上游戏，欠下2万多元债。为了还债，他决定卖肾。配型成功后，他被供体中介发送到云南昆明，后在受体中介带领下到河北石家庄进行肾移植手术。

　　手术前，张某在一份“我自愿捐一只肾，一切后果与他人无关……”的“自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张文被蒙上了眼睛，中介带他来到“定点医院”进行了肾脏摘除手术。术后，中介给了他4万元。

　　宁夏小伙马某却没这么“幸运”。2012年5月28日，马某千里迢迢从宁夏来到石家庄向警方报案，称被骗了。小伙子告诉警方，他在网上找工作时，搜到一个关于肾的网页，上面有供体中介的联系方式。出于好奇，他与对方在QQ上聊上了，供体中介称卖一个肾可得到10万到24万元的补偿，他动心了。于是，在中介的安排下，他在石家庄一家医院切除了自己的一个肾。

　　当初供体中介承诺补偿他10万元，但手术后，中介支付2万元后拒绝给付剩余的8万元。在医院住了四天后，马某被中介送到了火车站，无奈之下回了宁夏老家。

　　回家后，他一直养伤，也不敢让家人知道，但最终还是被家人发现。警方带马某到医院检查发现左肾缺失。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有一个完整的黑色利益链条，患者进行换肾手术要缴纳20余万元至30余万元费用。本案中，医院中介每做一台手术给医院4万元费用、医生中介4万元、医生4万元、供体2万到4万元，供体中介、受体中介、医院中介也参与利益分配。肾病患者支付高昂的费用，卖肾者的回报却十分廉价。黑色交易背后，是黑中介、医院、医生等众多人员沾满供体血腥的非法所得。

　　报案引起了石家庄警方的注意，当即立案侦查。经艰苦细致摸排，查明本市存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黑中介”犯罪团伙，该团伙与北京、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黑中介”保持密切联系，形成了涉及全国18个省、市的犯罪网络。

　　案件惊动了公安部，公安部高度重视，要求抓住战机，顺藤摸瓜、循线查清全国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犯罪网络，打一场集中歼灭战。2012年6月，公安部立即成立指挥部，先后两次部署；7月，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一举摧毁该犯罪网络，抓获锁定的全部犯罪嫌疑人，解救了一批被集中封闭管理的活体器官提供者。

　　庭审组织卖肾“黑中介”

　　2013年6月6日，经石家庄市裕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裕华区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非法组织买卖人体器官案，朱军辉等17名被告人被法警带上法庭。该团伙组织买卖人体器官的黑幕徐徐拉开。

　　朱军辉个子不高，黑瘦，戴副眼镜，文质彬彬，公诉机关指控的10起事实中都有他的身影。出庭前，朱军辉刚刚吃过药，虽然已经换过肾，但如今的他仍是一名严重的肾病患者，每周都需要作三四次透析治疗。

　　此次开庭地点是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的模拟法庭，数以百计的学生旁听了这场庭审。庭审中，朱军辉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被告人刘永生的辩解令旁听席上一片嘘声，“每年因为不能换肾死掉的人有10来万，医生的职责有一个，就是救死扶伤，我是出于这个想法去给他们做的手术。”

　　当公诉人问，“有没有向供体讲过摘除肾脏手术的伤害、风险等情况”，刘永生轻描淡写地回答：“没有伤害，整个医疗界认为没多大影响，做个阑尾手术也有一个创伤。”

　　办案人员介绍，很多年轻小伙正是轻信了中介的游说，轻易出卖自己健康的肾，签了“自愿书”，上了手术台。麻醉醒来，留下的是身体上长长的刀口、内心的伤痛。卖肾后，大多供体出现全身浮肿，平时会腰酸、干点重活就累、很容易疲劳。

　　本案中多名被告人曾经卖过肾，也曾是受害者，这一细节令人吃惊，而他们转身投入非法买卖肾器官各环节，恰恰因为卖肾后身体严重受损，无法正常劳动，缺少经济来源，常年吃药、治疗的现实又需要大笔开支维持，不得已只好铤而走险。

　　被告人双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10年4月，双勇卖掉一个肾。手术之后，他全身浮肿、体虚无力，一直吃药，更可怕的是，手术后第3个月他出现尿毒症前期症状，如今30岁刚出头的他已经吃药维持3年多了。而尿毒症后期的治疗方法一般就是透析、换肾。双勇承认“我需要吃药，需要钱”，他就这样带着自己的伤痛走上了买卖人体器官的道路。

　　法庭辩论环节，公诉人指出，从医学专家处了解到，人体的两只肾脏是交替工作的，正常情况下，一只肾脏工作，另一只肾脏就会休息。如果只有一个肾脏，这只肾脏即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易出现问题。医生忠告，“除非你的肾脏出了问题，不得不摘除，不然绝对不提倡摘掉一个肾。”

　　6月6日庭审结束后，法官没有当庭作出判决。

　　《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明确规定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其后公安机关侦破了一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件，为什么严厉打击之下，不法分子仍铤而走险？石家庄市裕华区检察院主管公诉的副检察长徐立伟认为，高额利润回报是地下买卖器官市场猖獗的直接诱因，如何从根本上遏制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希望此案给我们启示、引发我们深思。

编辑：lolo